第三，应对中国的不同政策主张。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应该是外生还是内生，美国内部也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从外部推动中国经济向美国最有利的方向前进。在此过程中，需要强硬的使用经济或者政策手段来施加压力，甚至不惜与中国正面对抗。类似的政策也是美国对待其他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做法，包括此前在救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时附加的各种强制性、前提性的政治经济改革条件等。

美国内部另外的阵营则认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经济体量大、文化迥异、经济结构复杂。因此，更好的方法是保持接触、耐心沟通，在求同存异中推动中国经济能自主的走上持续繁荣的道路。在此过程中释放的善意，也最终能够转化为美国经济的收益。一味的对华强硬反而会使得中国成为长期头痛的问题，可谓得不偿失。

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同样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优先，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内部存在意识形态、诉求和对策迥异的各种声音。具体来说，国家产业政策还是私企自由竞争，协商共赢还是美国利益之上，激进式变革还是渐进式进步，耐心接触还是强硬施压，美国内部各方在这些对华问题上的辩论始终没有停息。某种看法或许会在某些时点占上风，但从长期来看，往往呈周期性的反复。这也符合过去几十年中美或敌或友、亦敌亦友的关系。

本次中美贸易谈判历程是最好的例子。在过去一年里，美国贸易谈判团的前任和现任成员，不论鹰派鸽派，其主张和诉求屡屡显得较为混乱，或多或少都是由上述的多维度认知差异所导致。

不仅如此，当前美国国内日益加深的政治对立，以及忽略真相、不顾事实的后真相政治现象(post-truth politics)，更显著增加了美国内部各阵营在对华经贸关系方面达成可持续、可操作的共识的难度。

前者导致对华经贸议题被各政治派别优先用来追求其政治目的，而不一定侧重于就事论事、找到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案。后者则使得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事实无关紧要，政治人物可以毫无忌惮的撒谎，欺骗目标民众并巩固其政治偏见。而罔顾事实的政治偏见，反过来会进一步加深美国内部对华主张的分歧。

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本次贸易谈判能否或者何时达成协议，只要美国国内政治对立和后真实政治现象不改变，未来中美在贸易、金融、投资、科技等方面的摩擦和争端将不可避免的常态化、长期化。或许美国政府的更替或者一两位政治人物的个人喜好，就能够轻易的引起类似目前的中美贸易僵局，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金融市场。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巨大和长期的挑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