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现代性转型的探索

得益于意识形态的解放，80年代中国制度改革空间也被释放，这期间进行了很多空前绝后的制度现代性转型的探索，也就是逐渐告别专制、人治，构建一个更符合民主、法治和效率原则的良性政治制度。在党内民主方面，1980年胡耀邦主持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打破了党内一贯强调“集中”的传统，提出保障党员权利，反对个人专断，实行真正党内民主选举。

1984年，当马文瑞退休引起陕西省委书记空缺，中央第一次拒绝了派遣新的省委书记的请求，提议陕西省委自主选举书记，民望最高的白纪年当选。在1987年“十三大”上实现了差额选举，很多代表不喜欢的领导人就是被差额掉的。

80年代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也逐渐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比如胡耀邦支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行使自己的权利，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四大”，代表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领导机构，夏衍先生称之为“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1986年胡耀邦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制度改革主张，表现在五个方面：党和政府、人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以及人大、民主党派定位问题，虽然之后不久胡耀邦辞职，但“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都是在这些范畴之内的。

与此同时，基层地方改革探索的也活跃起来，比如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上海交大和深圳大学进行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校长负责制、民主治校等试验，出现了刘道玉、朱九思、罗征启等著名的教育家。此外为人熟知的还有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深圳蛇口工业区推行的群众选举管委会领导的试验，浙江温岭等地方的预算民主试验和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常任制试验等。这些改革多数都是受到胡耀邦的默认或肯定的。

与后来的技术性修补的改变不同，80年代整个中国上下都在向接近现代制度文明的“良治”方向前进，呈现出20世纪历史上少有的朝气蓬勃的气氛。 这些探索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让人们看到中国人有能力搞好自己的民主。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80年代的现代性转型，也是执政合法性再造过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普遍解释为根源于骄人的经济成就，经济成就固然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进步，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时候比经济成就更重要。通过思想和制度的再造，改变了“文革”末期后意识形态与人民期待严重脱节的情况，执政能力也空前增强，其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进一步认可。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享受着80年代改革带来的合法性红利。

胡耀邦留给未来中国的遗产

80年代虽然渐渐远去，胡耀邦和其他改革初期关键人物也已经作古，但是80年代开启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是未完成时。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的成就，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完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模式”。

然而，苏联东欧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都面临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问题，如果一味回避或坚信可以绕过这个问题，仍然面临被时代抛离的危险；拉美等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表明，如果没有现代性的社会做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不管经济发展走得多么超前，都逃离不了要对80年代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补课的问题。这方面胡耀邦为未来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其一是他的价值遗产，即80年代的思想启蒙已经让包容、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理念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的底线，任何个人、组织机构都不敢再做出公然违背这些价值的事情来，这无形中也是对公权的约束和对私权的保护。

其二是他的道德遗产，胡耀邦一生恪守不恋权力、清正廉洁、无私忘我、胸怀若谷、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操守，被视为“中共的良心”，胡耀邦的道德形象既是后世政治家的模范，也是对他们的鞭策。

其三，胡耀邦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政策遗产，对未来处理改革的重要领域或尖锐问题有参考价值。比如，对于处理言论问题，他提出理论不设禁区，对待不同意见，不要随便抓人、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不要乱打棍子；对于国有经济改革，他提出要防止“全民所有”变为“全民所无”，主张国有资源的利益全民共享共有。胡耀邦当年的言论思考和他领导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读起来都振聋发聩，说深度和前瞻性是后世未曾有过超越，也不是溢美之词。

对于一个政治家，只有当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脱离这个社会的需要时，他才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胡耀邦不是历史的过去时，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这也是他去世后30年的今天，人们仍在怀念他的原因。

（注：作者是中国改革史研究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