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从市场运行本身的角度看，汇率形成机制要达到自动平衡功效，难度颇大。汇率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领域，具有一切金融市场的运行特征：预期自动印证，价格在预期作用下持续趋势性地运动，直到预期逆转。可见，在汇率市场上，预期管理要远比货币价值维护，更为重要。

无论是2016年还是2018年，当时的人民币持续贬值，都只有在中国货币当局容忍之下，才能得以发生。中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相对于市场型金融体系，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货币当局对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有着更为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因而也更有控制力；另外，虽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取得了较大进程，但市场利率体系还基本直接为货币当局所左右，利率“两轨并一轨”还有很长路要走，在货币市场利率基本市场市场化的同时，信贷市场的利率体系还深受政策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影响。

2016年，中国央行允许汇率贬值的初衷，是希望提高汇率的市场波动性，增加汇市的市场化程度；2018年，容许汇率波动是希望可以减轻贸易环境恶化对外贸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但当2次的贬值进程都影响到了市场预期，市场形成政策所不希望的持续贬值预期时，货币当局即采取了逆周期的调节，并都成功扭转了市场汇率的走势和预期。提高汇市的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目的，是为了给企业营造有利的汇率管理市场环境。这一政策目的，将长期持续，并在2019年继续得到贯彻。

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再度转向单边持续升值

2016年-201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贬-升-贬的三段式变化，年度内基本是单向性运动。延续前3年的走势，2019年1-3月，人民币汇率呈现了显著的单向升值走势。笔者认为，基于国际经济、金融和政策政治环境的变化，2019年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单边的持续升值走势，“8.11”汇改后，曾经在2016年和2018年存在的“破七”预期，2019年不会再现！

2019年，中国经济将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呈现风景这边独好态势。中国经济运行将显现走出延续6年的底部阶段迹象；同时，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增长，将延续当前的放缓势头。中国经济要经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是笔者自2012年时就做出的判断。2019年，伴随着中国投资的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将渐离底部。对美国而言，由于前2年减税带来海外资金回流接近尾声，由于美国金融体系机能并未复苏，美国货币退出和持续的加息进程，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增长后劲开始呈现不足态势；欧洲经济则深受英国退欧，法、德、意民粹主义政治冲击，欧元区内国家间经济差异和统一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等影响，经济增长动力一直未能有效提升。

从国际金融形势看，随着美国加息进程的停顿，中美之间的利差压力持续扩大趋势明显缓解，基于利率平价逻辑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也将随之消退。2008年危机后，美国股市长达9年的反常牛市，并非在于经济“强劲”，而是持续 “缩股”—— 2003-2017年间，美国股市股本平均每年以1.5%的步伐收缩，危机后宽松的货币环境带来了市场利率的超常规下降，更是直接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上 “私有化”进程的加速。美国前期持续加息的累计效果，显著抬升了债券利率水平，加之海外回流资本的放缓，美国股市“私有化”进程接近停止，股市走势逆转概率大增。因此，2019年，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

从国际政策协调的角度，中美双方都有解决贸易争端的需求和动机，都致力于解决分歧，发展良好的两国间贸易、投资等经济社会交往关系。另一方面，美国特兰普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斗，一味美国优先，不顾与它国间历史形成传统惯例和交往规则，使得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国际不协调性增加，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国际经济、金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会加剧美元指数的波动。

人民币“稳中偏升”态势的确认，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切实推进的市场基础，中国若要能持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前行，就必须创造出这个市场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