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由何构成？

首先是村庄分裂。马端斌的老家桦树甸子村是个典型的“原子化”村庄。这种类型的村庄特点是，杂姓，村民居住分散，没有持续稳定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村民集团（但不排除通过姻亲、朋友等建立的临时性集团）。

在这种结构下，村民之间合作和竞争很容易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从举报信的内容看，桦树甸子村的村庄结构极其分散，干群矛盾本质上还是邻里纠纷的延伸，且是个别纠纷制造出来的。

这次因为马端斌的出头，很多和刘氏兄弟有积怨的村民都聚到了一起；相应的，支持村支书一方的村民也逐渐聚集起来。在调查组进驻村庄后，马端斌的最新爆料称，有部分党代表和村民代表正在进行集体签名，为村支书说话请愿。

原子化村庄很容易因为个别事件撬动村庄力量的合纵连横，马端斌举报本身也是很大的村庄事件，必定进一步制造村庄分裂。这对村庄的稳定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多年村民举报，但地方党委政府以“长治久安”为考虑、审慎处理，是有一定道理的。

没想到的是，由于村庄斗争太过激烈，且“名人村民”主动将村庄内部矛盾溢出村庄，地方党委政府就被迫介入调处。

其次是能人治村。

桦树甸子村是五味子专业村，经济条件不错，政府投入也不少。该村的发展和前任书记刘忠军的个人能力也有密切关系：刘忠军2004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做大五味子产业，让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富民村。

但能人治村也是把双刃剑，要获得比较好的效果，岛叔觉得至少得做到两点：

一是无私。 理论上，村干部身份具有公共性，对其应有“无私”的内在要求，但实践中，村干部往往脱不了趋利性。地方政府支持能人治村无非是想要“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具体的村庄情景中，那些“后富”群众容易把“先富”归因于村干部权力，以及对集体资源、政策优势及市场机会的优先占有。

二是公正。传统村落容易生产出家长式的领导人，虽然霸道，却是村庄道义的代表；但在原子化村庄，村落共同体解体了，村庄道义的人格化象征也随之退场。当然也就无从指望村干部有足够的公正性。

再回到桦树甸子村这次的事件中看，探讨该村的村庄治理，必然要留意到它以五味子产业为代表的、“村庄公司化”的发展路径。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能人招商引资，利用集体土地等资源、国家产业扶持资金加持，打造产业基地，带动村民参与产业发展。

而它的麻烦则在于，很容易造成公私不分，制造广阔的灰色利益——能人既是村级组织带头人，又是合作社的领导人，个人也是“大户”，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到底是落入了村集体手中还是能人身上，说不清。

村庄公司化近乎是国家政策生生塑造出来的“体制”，主要政策目标当然是为了村庄发展，但客观结果却先是“垒大户”。

岛叔调研过几个村庄公司化的示范村，几乎都存在类似桦树甸子村的情况：村庄发展的同时，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层加大了，干群矛盾激烈了；更多的情况下，村庄没发展，但“大户”倒是垒出来了。

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大户”开的私人企业，但有了合作社的名义，就容易享受国家财政的各项涉农补贴。

就像某村的村支书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合作社，自己占90%股份，其它几个村干部占极小股份，且没有一个普通村民入股。但就是这个合作社，以村集体的名义将村庄特色产业注册了地理商标，并成功打开了市场，收获效益。岛叔调研时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合作社是村集体的，村支书却坦言，这就是他自己的。可以想见，这个村如果进一步发展，将来的村庄矛盾不可避免。

桦树甸子村五味子基地想必也不外乎上述情形。两任书记之所以能够富裕，也是获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村民所指控的“贪污”，在客观上还真不一定是事实。村支书有可能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得政策支持，只不过并未惠及普通农民而已。

“冠军举报”的同一天，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动员培训班在北京召开。其中梳理的黑恶势力若干表现中，有两项与“乱村”相关:一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一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如果马端斌举报属实，村支书种种行径必是农村黑恶势力无疑，尤当打击。

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能人和村霸的“一步之遥”，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存土壤。要扫黑，少不得先扫“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