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方）内部正在发生“裂变”？

我相信，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内部均出现了两股相对立的力量，且彼此敌视、彼此仇恨、彼此厮杀……这两股力量绝非传统的“左右翼之争”，虽然其表现形式在美国依然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但其实质却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移民政策、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围绕着制造业战略等一系列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执政方略而展开的争斗。正是这场围绕着反对全球化的传统产业资本与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激烈角力，导致其无暇顾及中国的迅猛发展。而等到他们之间斗出了一个特朗普，双方都暂时喘上一口气时，这才重新凸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之中这一事实，其标志就是美国失去了世界第一产业大国的位置。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才瞠目结舌地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已经缩小到美国无法接受的程度。

应该承认的是，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只是表明中国在大约十年前悄悄然地走到了超级大国美国的身后。中美两国关系当时显然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强”中的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被吹上天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此之后发生的事就比较令人吃惊了：从2010年迄今短短的不到十年内，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已经从超越美国走向相等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中国在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是否就说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首先就意味着过去人们所说的“一超多强”正在朝着“两超多强”的格局在演变？是否意味着东方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挫折之后，终于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视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从强弱悬殊走向了大致平衡了？

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数字统计摆在那里！如果将中国的工业产值与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相比的话，中国超出了13倍。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但说不对，则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西方自身的分裂，是西方自身的分裂带来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相对衰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军事、科技、金融还是在文化领域，美国迄今为止都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崛起中的中国与之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弱势。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我们对自身实力的反思和自省，已经使国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超越美国、并在总体实力上迅速逼近美国，与美国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对中国的看法和对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中国自身的巨大努力。中国华为和5G技术的突破和领先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自身的成功，勿需赘言。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和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机遇。在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的两大力量板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获得西方大量投资和企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产品在哪里生产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资本能够投资生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类投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仅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实际上当时对西方产业资本而言同样是利润大到无法抵御。

十几年前我曾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看到中国的一家服装大企业在生产加工美国的一条名牌裤子。令我奇怪的是，裤子上挂着两个价签：一个是256美元；另一个是“大减价：99美元”。我不懂，就问。据厂商告诉我：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定单。裤子的式样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厂商用10美元的成本制成裤子，销往美国；而美国订这批裤子是为了在大减价期间抛售准备的，所以准备了两个价签。实际销售价格就是99美元。除去运费等其他费用，美国商人可以赚大约50至70美元；而中国厂商赚……1美元，其他9美元是成本。我深感不公，问中国厂商为什么接受这样不公的条件。这位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厂商回答说：我现在不在乎利润，我在乎的是保持住这批工人，保持住我的生产能力。所以，只要不亏，我就做。我相信将来我会制造出自己的品牌的……

事实上，今天这是一家中国的名牌服装企业。当时的美国企业对能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大幅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大幅削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获得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从两个价签都要中国企业一并挂上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美方的利润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美国企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是大规模的、成批量的、难以抑制的。但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就这样一点点地消失了。

但在当时，美国还控制着“设计”环节，所以就控制着利润来源的大头。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只要能控制“设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同样是有巨额利润可图的——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的速度竟会那么快——上述中国服装品牌今天已经大规模“入侵”过去由美欧品牌几乎独霸天下的高档服装领域……

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中国也能“设计”的时候，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不仅巨额利润迅速下降，而且由于企业转移到中国而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能力急剧下降，并造成美国本土就业严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形成美国的一个弱点。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美国《制造和科技业新闻》发行人理查德·麦克考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苹果在美国本土雇佣了2.6万名员工从事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可是却透过富士康等下游厂商在中国大陆雇佣超过70万名制造业员工。这些企业把总部设在美国，在别的地方创造工作机会，美国人也需要这些工作，但每一个制造业的工作都在中国大陆。”

而当中国自己也生产出足以与美国苹果手机竞争的华为、小米等手机时，苹果手机的优势便几乎消失殆尽。这时，虽然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服装和苹果手机在哪个国家生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它来进行投资。但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世界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设计能力也必然会提升。那时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将被挤压殆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美国产业资本外移后、或因为无法与外来廉价商品竞争而倒闭时，整个产业链上的就业就都将消失，其结果就是造成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直线上升。这正是在整个西方发生的事。

开始时西方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竞争力太强造成的，因此一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升劳动力成本（借口当然是“人权”……）。但问题是，中国在通过了《劳动法》之后，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却远未使西方竞争力复苏，这才最终导致西方的中下阶层开始在自己内部寻求答案，这就是西方极右翼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美国认定中国产业升级的成功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中国实行“市场换技术”的不公平竞争等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才会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中，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弯，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对策的迟疑、犹豫，就表现在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上。这一迟疑、犹豫的结果，就是中国迅速趁机掩身美国的身后……

必须认清美国内部分裂对我之利弊

对于美国—西方是否存在着两大不同的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者的利益是如何从一致走向分野的、进而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的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共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真正认识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研究视角上的空白点。

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是非常充分、完整无缺、客观公正的；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知己”的优势。但是，在“知彼”、在对西方内部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核裂变”，我们却研究不透、甚至处于半懵懂状态。我们因此而对美国和西方内部究竟是否存在着不同的两大力量板块一直存在着争议。

其实表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存在和利益分野的现象早已层出不穷。美国之所以会在前几年爆发令人惊骇的“华尔街运动”，爆发“99%劳动者反对1％金融资本家”，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野。产业资本的衰弱，导致的是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这个时候，产业资本与其雇佣的劳动阶层（即其“剥削对象”）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便在西方内部形成了以产业资本加上为他们工作的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两大力量板块。这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业资本与为之雇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阶级确实存在着利益共同点，尤其是在经济活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

如果说，在全球化初期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利益还基本上是一致的话，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这两大力量板块的主要矛盾：

一是金融资本需要企业外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而产业资本则需要企业回归本国以增加本国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就业。企业回归，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二是金融资本需要移民涌入、甚至不惜引入非法移民，以降低本国生产成本（非法移民成本更低），谋求最大利润；而产业资本则要堵住外来移民，将工作机会保留给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封堵移民，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三是金融资本需要全球商品的完全自由流通，只有在商品完全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跨国金融资本的投资才有意义；而产业资本则需要大幅提高对外来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正是特朗普所做的。

四是金融资本需要各类跨国协议来强化其在各国的法律保障；特朗普的频频“退群”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产业资本要尽可能减少国际规则对其的约束力，以强化其产品输往各国的方便。而且特朗普领导的美国还需要利用美国的国内法来约束外国竞争对手。华为和孟晚舟事件说明特朗普就是这样做的。

五是跨国金融资本需要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逐渐演变成为“选举民主加自由经济”的统治模式；因为只有这样，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金融和货币的直接控制，来影响和主导世界各国政权的选举产生，使之被纳入跨国金融资本能够控制的范畴。而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则没有这个需求，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便削弱这方面的开支。

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已经详细介绍过，在西方选举民主国家，资本是如何通过一手控制政客、政党，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的。我在西方工作的二十多年，目睹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通过政党、党内预选、媒体和广告的影响、控制和最终被主导的。这是西式民主的历史性衰退过程……

钱和媒体，是资本控制选举的秘方。而特朗普恰恰是通过自己手中的钱（作为大富翁，特朗普自己有钱可以支撑自己的竞选，而不像其他政客那样离不开资本）和推特（据报道，特朗普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有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因此特朗普对他们的影响力远超美国媒体）、再加上美国选举体制中的“赢者通吃”的制度规定，背依产业资本和与产业资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一举突破资本对选举的主导和控制，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获胜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美国民粹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