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来说，“拆墙”的意义更为深远，就是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趋向脱节的问题。执政党和人民脱节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在1949年建国之后就有所谓的“新阶级”问题。当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党执政之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脱节。这个新形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被那里的学者称之为“新阶级”，和之前的基于资本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区分开来。

这个“新阶级”便是人民不满的来源。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试图以周期性的“文革”方式（即所谓的“七、八年来一次”）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文革”的性质马上发生了变化，演变成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无论于执政党本身还是于整体社会，“文革”都是一场大灾难。不过，如何使得执政党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的“大老爷”，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尽管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发生变化，但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体制上。

这些年来，执政党对之也有诸多思考，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定点定人扶贫（“帮扶”）、干部走访、考察、在地方短期居住等。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很难起到有效作用，因为这些最终无一不沦落为形式主义，做做样子，干部自己不信，老百姓更不信。这些年，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的“塔西陀陷阱”是有道理的，即政府和人民互相不信任的严峻局面。

拆掉城堡废除特权

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执政党主动拆掉城堡，废除特权，真正把自己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置于同一个系统上。如果医疗、教育、住房、食品等领域官员和人民是共享的，情况就会彻底改变。利益产生责任，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官员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监管市场。

即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保证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在这些国家，往往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市场决定一切是否合理。无论是官员还是资本本身，都是用市场来论证其所享受的利益的合理性。但很显然，有钱有势者和无钱无势者在市场经济的地位是大不一样的。尽管两者都面临市场，但防范市场之“恶”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造成了今天西方所见到的不平等。

不过，西方国家通过几种方法去防范社会的高度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第一，淡化政治权力而强化市场力量，使得多数老百姓即使有怨恨也归结于市场而非政治。第二，保证市场的开放性，人们通过努力可以往市场的顶端爬，从而提高自身规避市场之“恶”的能力。第三，民主对权力和资本的制约。因为官员是老百姓选举的，选举把官员和人民关联起来。老百姓对市场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主来缓解。官员的合法性来自选票，为了选票，政府就必须对市场进行监管，防止市场对社会过度行“恶”。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产生以来大大促进了福利制度的进步。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大的关联，最初的福利制度仅仅是资本花钱买（社会）稳定。但福利制度的改进则是民主制度的功劳。尽管今天西方一些国家走向了过度的福利，使得福利制度很难可持续发展，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福利制度则是保证了社会底层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防止社会的过度分化。

新加坡则在西方之外创造了一个能够消除官员和民众之间“城墙”的有效模式。尽管新加坡官员的薪水很高，但官员所有的需要都要从市场获取，他们没有任何特供系统。官员可以用“钱”从市场上获得较好的服务（医疗、住房、教育等），但因为没有特供系统，官员就会尽责尽力去监管市场。新加坡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多党制，尽管存在很多反对党，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党轮替。不过，那么多年下来，新加坡从来没有发生过西方早期频发的食物药品安全问题，也没有发生过当代中国那样的食物药物安全问题。新加坡模式背后的逻辑值得人们深刻思考。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今天，“八项规定”等深入社会，不仅为普通民众所欢迎，而且官员本身也是接受的。不过，反腐败还是在党政体制之内，迄今为止所出台的诸多制度机制，都是为了预防和减少体制内腐败。尽管反腐败制度建设很重要，对体制外的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还没有解决好上述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脱节问题。较之其他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例如建设一个群众性政党、政党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坚持走群众路线等等。

不过，无论是苏联东欧的经验还是中共本身的经验都表明，只要存在着各种特权系统，执政党和社会必然就会有体制上的“隔离”。这种“隔离”一旦变得牢不可破，体制内外的对立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更不用说是互相不信任了。就执政党的长远利益来看，废除“隔离”制度势在必行，但这是否会成为执政党建设和执政党反腐败的新战场，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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