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经验地看，这些方面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应，但不能解决长期问题。赋税不能为零，并且减税之后，政府仍然需要收入。尽管可以大力提倡“节省开支过苦日子”，但这毕竟是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缩小政府规模，政府开支很难减少。随着新一波机构改革，政府规模反而有再次扩张的压力。

政府收入从哪里来？无非是三大来源，即土地和房地产（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和发行货币。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三方面的资源已经使用过度，空间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收入已经高度不平等、社会严重分化，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趋向高税收方向发展。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会缺失基础。

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全，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针对减税，一些企业家说，“感谢给我这个赚钱的机会，但我赚的钱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财富随时归零的情况下，在企业家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刺激举措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寻求更高的内部开放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及其财富的流失一直过于严重，以往这个问题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产阶层达到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以往4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很小，不足30%。财富去了哪里呢？这笔账需要算一下。不管如何，企业家及其财富的“出走”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生命安全”也应当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官员的生命安全。反腐败需要建设制度，而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党纪。很多官员的腐败也是因为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规制型政府建设需要加速和加强。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层面。经过这一轮反腐败，现在两者都害怕和对方发生关系，因为一旦发生关系，监察部门随时都会找上门来。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仍然没有转型，依然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只要是个人关系，仍然很容易发生腐败。从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型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至少从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谁都明白了，但仍然没有体现在实践层面。各级领导仍然继续频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级领导的讲话和政策表态）。在实践层面，政治和政策手段的效用越来越低。并且这些都是临时应付的手段，不是可持续发展之举。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之后，那么强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并非毫无道理。至少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说，这两种权利为企业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并不是说，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的确立，用来有效保护社会，实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中国也可以从西方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发展的经历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对外来说，人们不应当误解目前西方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会改变。整个西方现在属于制度调整和重建的阶段，之后的再出发就是寻找新的开放和扩张政策。可以说，今后的竞争不是看谁封闭，而是看谁更开放，是对开放的竞争。

对中国来说，不开放导致“挨打”和失败，这是大历史的教训。所以，中国不会走回头路。近年来，即使西方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一直坚持继续的开放政策。从达沃斯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多次强调开放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话语也表现在政策层面，包括十八大之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十九大之后的自由贸易港试验区，和近来的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多边主义贸易体系，这些试验都聚焦于内部的开放。

内部开放具有单边开放性质，意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更高的开放度。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是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进行，大湾区可以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等多边贸易体制学习，先向港澳实行单边开放，再逐步扩大范围。

近来“两会”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尽管实施细节还有待于制订，但也显露出新一轮和国际“接轨”的趋势。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强大能力，吸收消化单边开放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和90年代“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单边开放的含义。更大规模的单边开放政策，既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不仅仅是内部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国际层面上的。这是新版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