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都北京第一条环城高速公路。（新华社）

近来中国各方就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着一场大讨论，即下一步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从从前的两位数增长稳步下降到7%左右，并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尽管这些年来保持了预期的中速增长，但近来经济下行压力突然加大。这里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

就内部因素来说，既有客观层面的结构调整因素，也有政策意向所导致的营商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是很显然的。在很多年里，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着经济的增长，但现在这三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国家主导的投资高峰期已经过去，主要是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技术投入也在进行，并且比重一直在提高，但人们很难预期什么时候可以有新技术的出现。消费在增长，但也遇到了瓶颈。十八大之后，从前占据很大份额的官员消费，因为持续的反腐败运动而得到了有效控制。

因为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化建设，这一块消费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高度收入差异，富人群体已经消费过度，规模并不太大的中产阶层该有的也有了，并且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消费。较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中国中产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除了一些年轻人以外，大部分中产不敢消费过度。广大的穷人则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之下。

尽管近年来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运动，但要把穷人转变成为消费者，有很长的路要走。出口的困难更显而易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口在很长时间里有效拉动着经济增长，但近年来随着欧美市场的变化，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贡献的份额一直在下降。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希望出口拉动经济不再现实。

外部因素除了上述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基础之上的简单经济扩张。因为存在着廉价的生产要素，西方技术迅速向中国扩散。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很快促成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确切地说，是“组装业基地”）。现在，这种简单扩张的数量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技术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来追求高附加值经济。

不过，这也是西方对中国担忧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中美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美国不断游说西方国家（尤其是其盟友）“围堵”华为5G，显然是美国认为华为在这方面较之于美国具有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在技术方面，中国尽管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不是说中国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的技术交流仍然重要。不管怎么说，中国尽管在一些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和西方的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何突破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围堵”是中国的一大挑战。

政治言论左右营商环境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变化导致了营商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近年来，在社会层面，一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回归，“极左”言论不断出现，甚至前段出现“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论调，这种极端的言论无论是对内部民营经济，还是对外资都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尽管中国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直被视为是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历史地看，极左言论一直对企业界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次也一样。直到最高领导层多次出来表态支持民营企业，才减缓了企业界的担忧。再者，近年来，党建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要议程，如何在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是各级领导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但在执行层面，党建演变成为方方面面的“党化”，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等都被“一刀切”地要求建立党支部。这对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了什么。实际上，从党建的经验来说，“党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弱化”而非强化党的领导，因为“党化”的过程也是党“社会化”的过程，当党和社会（企业）没有了边界的时候，党的领导必然弱化。

所有这些造成了经济下行压力。不过，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从短期来说，如果不能保证较长期的中速增长，中国仍然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产阶层的扩大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而大规模的扶贫更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支撑。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对实现今后“两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实现强国。

怎么办？经济既然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改革也就必须意在改善内外部营商环境。实际上，改善营商环境也是2019年“两会”的重点。就内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减税。很显然，减税很重要，税赋如果太重，就会影响企业运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很多地方也在改变前段反腐败运动中趋于紧张的政商关系，一些地方容许和鼓励官员再和企业家“交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