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美国司法机构对高校招生丑闻的介入，恰恰表明纠错机制也在起作用。借此反观中国，则有更长的路要走。

近日，美国高校爆出了招生丑闻，一些社会名流用金钱为自己的孩子“买到”进入美国大学上学的机会，其中既有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学校，也有斯坦福这样的世界一流高校。不用说，这样的消息，一经媒体披露，多么具有冲击力。

目前，美国司法部已对多达50名嫌疑人启动了法律程序，接下来便是相关人士受到法律制裁，而涉事高校已采取行动，解聘了相关当事人，配合检方调查。可以想见，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会有更多的人，尤其学校方面接受贿赂的人，为这起丑闻负责。

毫无疑问，高校录取人才需要一个公平的程序，如果用钱能解决上学的问题，那么，将彻底摧毁招生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学也就不再成为大学，倒与“黑市”有几分相像：只要付费即可得到想要的物品和服务，而“黑”意味着它见不得光，同时也不是什么人都可入“市”，需要相当的门槛，有时当事人还要订立攻守同盟的约定等。上述逻辑不仅适用于美国，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也应该是成立的。

由美国大学招生出现的问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高校招生的情形。虽然中国高校招生中的黑幕极少被媒体披露，也很少有高校因招生问题而受到法律追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高校招生中的问题比美国要少。事实是，中国大学招生问题似乎更多，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十分隐秘，鲜为公众所知。这是因为，中国官僚体制上的遮遮掩掩，“家丑不外扬”的思维定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逻辑，导致中国高校招生中的种种乱象很难得到充分曝光，进而无法得到有效治理。

就目前媒体披露的内容而论，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始作俑者是那些有钱的父母，他们通过行贿的方式为自己的孩子“买”了入学的机会。在中国，招生丑闻的主角往往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或许无需付费，高校即可把他们想要的学位呈上。设想这样一种典型情形：官员们因为仕途升迁的需要，急需一顶博士帽子，而高校因为“摊大饼”的需要，想要一块地皮，两两一拍即合，不用说博士学位，就是“教授”和“博导”的帽子，只要官员暗示，高校都乐意奉上。

据中国媒体报道，云南省前副省长沈培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仅五个月就当上了该校的教授，这种权力和学术的肮脏勾兑，要不是这位官员的“落马”，公众是不会知晓的。令人不解的是，事发后，当事学校忙着删除相关记录，至今没有给社会公众一个说法，更无人为此事担责，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一样。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大致感知中国高校招生和职称评定中的现实景象。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就在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受贿2330余万“落马”的事情。据媒体报道，蔡利用学校自主招生的政策，对入学加分明码标价，比如对成绩较差的学生，只要花50万到80万元，就可通过艺术特长生等方式，最多降200分录入人大。在其任职期间，总计“帮助”过44名学生，平均每个被“帮助”的学生贿赂蔡的金额都在50万元以上。

虽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蔡的“帮助”，但问题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败露的时刻总会来到。

上述皆是因个人“出事”，暴露出的中国高校问题。其实，中国高校招生还存在体制上的顽症，它们因为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好像只能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