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头巾是不是顺从的表现

攻击者的另一个理由是：“头巾是一种顺从”，是女性对男权的屈服，对宗教的屈服，而体育应该是自由的象征。言下之意，这些批判者是为捍卫女性权利，改善女性地位而行动。关于这一点，甚至连主管男女平权和反歧视的法国国务秘书席亚帕（Marlene Schiappa）都看不下去了。在公开表态中，她问道“在谈问题前，如何解释，一些政治人物只在关于头巾的问题上，才对女性的权利感兴趣呢？我们什么时候听到他们中的一些支持女性的避孕措施了吗？堕胎的权利呢？”

这个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在法国的穆斯林女性，是否是因“屈服”而带头巾呢？很多人反驳这一说法。事实上，在今天的法国社会，戴头巾非但不是一种顺从的表现，还传递着特立独行的信息，和在郊区年轻人中盛行的RAP音乐一样，代表“我与你们不同”“我要按我的方式生活”。被认为法国右翼中的右翼媒体《不正确》（L'Incorrect）的总编加布里埃尔·罗宾（Gabirel Robin），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在巴黎郊区塞弗朗市（Sevran）的一位地缘历史教授告诉他，他的一些女学生，不过13岁左右，就梦想着披戴头巾，但这些女生的母亲，本身却并没有戴头巾的习惯。

法国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选择站在支持迪卡侬这一边，理由一目了然。如女权主义者瓦莱丽（Valerie Rey-Robert）所说：“一些人没有能力区分这点，在法国一位戴头巾的女性，并非如在伊朗那样被强迫这样做”。

当然，对于在法国以外，身处于条框森严的伊斯兰原教旨国家中无法摘除头巾的女性，法国穆斯林女性选择她们对权利的抗争是一种不利的做法。一些法国政客由此指责或担心“法国女性在国际社会上的不良印象”。但如何能够将这部分比率极少的穆斯林戴头巾女子，与法国女性的国际形象联系在一起呢？当声势浩大的反同性恋婚姻的游行登上无数国际媒体的时候，这些人是否有想过同样是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中，仅仅是因为性取向而被抛入大牢，甚至面临死亡威胁的同性恋呢？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引发国际不良影响的，似乎更是对运动型头巾的禁止行为，被认为粗暴和可笑。

为什么法国社会对迪卡侬群起而攻之呢？在这“不禁止戴头巾，但禁止销售”的反逻辑背后，是法国社会对伊斯兰渗透的焦虑。

2015年1月，法国畅销书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出版了名为《臣服》（Soumission）的小说，虚构法国将在2022年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出版后迅速登上法国销售版冠军；同月发生的讽刺性媒体《沙尔利周刊》编辑部的恐怖枪杀事件，接下来几年发生多次大型恐怖事件，都使得法国社会加大了对伊斯兰的戒备。

不可否认，法国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能分清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的差别，但几年来，仇视穆斯林的言行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有公开化和自由化的趋势。

尽管法国禁止关于种族和宗教的调查和统计，但并不阻止各种推算和分析。在法国6600万总人口中，信仰伊斯兰的法国人预计为500万到600万人，接近于10%的人口比率。但最新一期《视点》杂志提供的数据，在社会上进一步引发对穆斯林人口总量的担忧。

在这份调查中，在2015年有18.5%的法国新生男婴，以阿拉伯穆斯林姓氏为名，而在1968年时这个比率为2.5%。《视点》杂志的编辑加了一行标注：若是将所有男孩女孩都统计在内的话，这个比率会上升。

恐怕这才是为什么法兰西价值观敌不过一条穆斯林头巾的答案。

作者是法国《世界报》集团

《国际邮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