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年1月份的票据多增是否意味着“昨日重现”呢？从静态角度和历史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如果观测一下存量票据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略微不同的结论，存量票据到今年1月底大约在4.19万亿元的水平，2月份则降至3.87万亿。从这个角度来看，仅凭单月数据，事实上很难得出“套利增加”的结论，但市场往往容易相信“阴谋论”。央行出面进行解释，只是真心希望，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不至于被口水和争论淹没。

而在两会上，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再次对这一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同时，潘功胜副行长补充道，“在1月份发布的数字当中，票据融资的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因为票据融资的期限比较短，它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所以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前一段时间票据贴现利率的持续下行，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增强。这位记者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也做了广泛的调研和充分分析，关于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是否存在套利行为，正如易行长刚才所讲的，可能只是个别的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这其实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即中小企业如何获取银行信贷的问题。我们先考虑一下政策意图，中国目前的政策希望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进行更大力度的扶持，但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意愿明显不足。通过银行票据，中小企业可能获得短期的资金，这符合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同时，正像上文提到的，由于长期业务关系的存在，公司A可能更被银行A信任，那么公司A有可能更容易获得某些银行的信贷支持，同时可以用这一票据向公司B支付货款，公司B可以据此来进行生产或者采购，而这一过程中其实公司A并未实际付出资金，而是使用了银行A的信用担保，这样的一个信用传递过程中实体经济活动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是金融的真正意义。

说完了上面的这个事件，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件，即关于中美贸易谈判中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话题。差不多在2月底的时候，有国际财经媒体报道称中美正在起草六个贸易谈判的相关文件，其中一个关于汇率，相关报道称中国同意保持汇率稳定。这一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所谓的“稳定”以及中美谈判的背景，让市场倾向于认为中国会被迫让人民币升值，来推动贸易协议的达成。更有甚者，关于中美之间达成另一个“广场协议”的讨论也开始升温。

市场的这种心态带来了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与此同时，美元也在快速走强，换句话说，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出现更加明显的升值。在中美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国官方似乎不太愿意（或不太方便）对此话题进行直接表态，这反而让市场觉得此地无银。于是，做多人民币似乎成了市场的不二选择。

但中国央行很聪明地选择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对此话题进行表态，易纲行长在对数个记者的提问中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首先，他表示这样的讨论的确存在，这表明相关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但他又颇有底线意识地提出，所谓的“稳定”是基于多边合作框架的，中国可以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但除此之外，中方仍然强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以及推动汇率政策的市场化改革。

长期关注中国央行的观察者应该知道，易纲行长的这番表态没有太多营养，这基本上是维持了之前的立场。而其实在笔者看来，易纲行长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另一段表态更值得玩味，他说：“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从2015年开始，人民币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人民币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确实是有贬值的压力。”在笔者印象中，这是中国央行罕有地承认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压力，他也表示，“但是中国的货币当局面对这个贬值压力，还是千方百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努力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和主要贸易伙伴在磋商过程中，还有专家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目共睹的。”

这段表态其实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中国有能力有意愿维护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同时在目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情形下，中国如果需要避免汇率贬值，那么就必然需要消耗自身的外汇储备。而另一方面，市场和美国方面也很清楚，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多数投资在美国金融市场中，中国消耗外储来捍卫汇率，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双边以及多边议题，单纯从中国方面来讨论“稳定”是没有意义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所谓的协议已经达成，但从美国仅仅要求“稳定”而非“升值”人民币来看，市场对于人民币的单边看多事实上也存在着风险。

以上的两个案例以及话语分析，央行已经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向市场解释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运行逻辑，市场当然有自由可以采取批评或者迎合的立场来看待这些表态。但与以往明显不一样的是，中国央行变得越来越主动，市场以往对于中国央行的刻板印象，是时候做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了。

注：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