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政府不愿放弃对人口和生育的计划和干预，用有形之手来调节控制人口数量，这反映了对生育权的漠视。

鉴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限制后连续两年人口出生数未达预期指标，一些人口学者呼吁并预估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政府会全面取消对计划生育的限制，允许公民自由生育。不过，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答记者问来看，期望恐会落空。

王培安答记者问的意思是，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因素，“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其含义：其一，既然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现行生育政策，那么从政策角度看，现行生育政策最好就维持不变；其二，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既然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需求，也就没有必要为满足极少数家庭的多孩需求而再改变。

中国的计生和人口政策向来受到专家诟病和大众抨击，虽然进入本世纪后一直在进行小幅调整，但直到2016年，为因应人口出口率大幅下降的事实，政府才全面放开对生育二孩的限制。这之后，由于人口生育数量继续萎缩，舆论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政府有望完全取消计划生育限制，把生育权还给个人。然而，在最后的这个生育门槛上，迟迟未见中国政府的动作。王培安的答记者问，基本宣告了官方在最近一两年里不可能完全废除计生政策。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换成，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继续严格控制大众的生育权？

对此，我觉得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回答。

首先，中国政府不愿放弃对人口和生育的计划和干预，用有形之手来调节乃至控制人口数量。

中国是计划国家，计划不仅体现在对经济的规划、调控和干预上，也体现在凡是能够计划和干预的一切领域，包括人口。官方认为，人口也像经济或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是可以通过人为的计划、调控和干预达到一个最优或者次优效果的。这种计划思维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运作后，已经在官方和官员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一切皆可计划，必须计划，没有计划，生产和生活，社会秩序就会呈现无序，一团糟。所以，中国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各个行业都有发展计划。人口和生育当然不能例外。计划以及随计划而来的对社会经济的调节、管控与干预，是政府控制整个社会和大众的有形之手，它们构成了中国政府的本质特征。

其次，与计划思维相关的，是中国政府对公民生育行为作为基本人权的理解缺失与漠视。

中国政府对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思考和决策，是建立在把人口和生育行为看作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作为服务于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基础上的，从来不将之视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其实，不独政府，多数专家学者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问题的，把它作为劳动力，从劳动力层面来理解和认识其利弊。

人口和生育当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如果把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人简化成统计数据中的一个数字，仅仅视作会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并据此出台政策，无疑会无视或抹杀人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对在生育过程中人权被肆意侵犯的行为和现象视而不见，造成大规模的人道灾难。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出现的客观事实。

政府之所以在人口和生育方面普遍缺乏人权意识，有历史和现实因素，其中官方把发展当作最大人权的看法，不能不说是主因。由于认为人权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自然就不会重视计生过程中出现的人权灾难，也使得对人本身的计划变成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