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股市、房市与中国非典型经济(2)

时间:2019-03-05 07:4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回到两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它们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两市关联性极高,几乎为一体。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资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难以控制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经济风险就越高;经济风险越大,决策者就越没有动机去治理,因为谁也不想在自己任内房市泡沫破灭,决策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推迟泡沫晚点破灭。尽管这些从经验上很容易观察得到,但如何去逃避这个恶性循环呢?

这里面反映出个体(家庭和企业)和社会国家整体利益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就个体而言,入房市而避股市表现为理性。进入房市原因很多,但如下三个极其重要,影响人们的决策。第一、巨额利润。多年来,房地产是最赚钱、最容易赚钱、赚快钱的领域,甚至出现实体经济领域辛辛苦苦数十载,还不如倒卖一两套房子的情况。第二、城市化大潮下的“刚性需求”。大量人口进入城市,需要住房。尤其是堆砌了大量优质资源的一线城市,因为就业、就学、医疗机会等因素,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阻止人口的进入。第三、对未来的“投资”,上述两个因素也促成人们把对未来的预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

但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市泡沫已经过度,只有一线城市还存在刚性需求,很多三线、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在烂掉,出现大量空置房。一线城市的“刚性需求”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一是经济规律所致。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在往大城市集中,例如日本的东京,因为资源自然地会集中在大城市。中国更加如此,因为城市的行政级别,往往把最大量的优质资源放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优质资源远远不足,不能吸引人口,更不用说是人才了。

但泡沫总会有破灭的一天,破灭的那一天,不仅是对经济的最大伤害,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开始。股市反映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中国到今天为止人均国民所得也不到1万美元,无论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都需要发展实体经济。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不好。

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说穿了就是钱的流向问题,即钱流向了房市,而没有去实体经济。社会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要通过再投资而保值和升值。那么,为什么钱流向房市,而非股市?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领域的“市场化”,人人需要的社会领域一旦市场化,肯定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盈利。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入股市?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找,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投资空间不足。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市场潜能也大。但为什么投资空间不足?一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领域就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在理论上,人们明白了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在胡温时期甚至提出了,即使是被视为是敏感的军工部门也可以开放给民营企业。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民争利”的局面。

第二、财富增长机制不足。房市被视为是财富增长的领域,但包括基金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并且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不放任自由,要不一刀切地控制。基金等机制的不发达自然影响股市。在发达国家,基金是股市的一个主力军。

第三、财富保护机制不足,主要表现在法治不足。首先是财富保护机制,无论是私人财富还是国有财富都应当得到同样的保护。中国已经制定了《物权法》,现在人们期待民法典的出台。这里,发展的关键是法治。但在现实生活中,法治进步不大,而意识形态则处于回归状态。在法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必然影响财富拥有者的信心。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把法治应用到企业家或者商人的人身安全方面。企业一旦出现事情,政治和行政解决仍然占据着主体,而非法治,企业家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要理顺两市,就要掌控钱的流向,即把资金从房市导向股市。因此,既需要大力控制房市,避免房市泡沫的破灭,更需要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大力开拓股市。如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预期同时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目标,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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