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苦恼着中国政界、学界、商界和普通民众的，莫过于“股市”和“房市”。（中新社）

这么多年来，苦恼着中国政界、学界、商界和普通民众的，莫过于“股市”和“房市”了。各界不知动用了多少人财物力来应付这两市，但大多都是事倍功半，两市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给人越来越糟糕的感觉。直到今天，人们连这两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甚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两市所呈现出来的局面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非典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界的窘境与难堪。

在很多治理有效的国家，一般说来，政策领域的决策和政策研究是相对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保证了政策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尽管政策研究者也避免不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因为研究是开放的，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先表达出来，再经过正式的讨论程序，基本上可以知晓各类政策会导致的结果和对各方的影响。政策研究者当然决定不了决策者会接受哪一个方案，因为接受哪一个方案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过程。决策者（一般都是政治人物）最终接受的方案，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综合方案。

不过，也有一些强势政治人物可能会接受比较极端的方案，一意孤行，但这种决策行为往往会导致精英层的分裂，反而使得政策的通过或者执行受到巨大的阻力。这个过程尽管漫长一些（即低效率），但也在减少错误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决策和执行的效率。

与之不同，中国政策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决策者既是政策研究者，也是决策者。这个政策模式的优势在于决策效率高，但其劣势也是存在的，即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论证过程，政策往往缺失科学性，要不产生负面的政策效果，要不就执行不下去。很显然，当决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据。

中国的房市和股市就是这种决策模式的产物。先说股市。早期股市是内部操作和腐败的象征。但这可以视为是“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很多国家的股市早期也是这样的，规制化之后才规范起来。即使到了今天，股市领域的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腐败是人性所致，人们总是要想办法来逃避规制以获取“不义之财”。中国也是一样。在这个领域，一旦有新领导人到位，就必然会在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这些方面下功夫，以求股市的复苏和正常运作。但问题在于，股市领域的反腐败已经持续那么多年了，但股市仍然不见好。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把股市的现状归之于内部操作和腐败了。

其实，股市的好坏反映了一个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判。如果人们对经济前景预判正面，那么就会“投资”于股市，因为人们相信“投资”股市会有好的回报；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股市不好表明社会对经济前景预判不好。

整治房地产毫无效果

再说房市。在任何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支柱，对一个社会的稳定至为关键。因为人人都需要看医生、接受教育和居住，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也被视为是国家乃至人类进步的标志。但进步来之不易，很多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早期这三个领域也被高度市场化，只有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这三个领域不再视为典型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即使具有经济性，也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域。

正因为如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西方民主从早期的少数人民主转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对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需要选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动力在这些领域花钱。在西方之后，东亚经济体（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在这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教训，政府主动在这些方面做社会建设，避免了欧洲式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那些曾经沦落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为止经济发展仍然落后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也不敢过于市场化。在这些国家，因为经济不发展，政府也难有作为，但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上）责任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些社会领域里实现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很多其他领域，例如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部门和政治领域的官员特权部门（反映在住房、医疗甚至教育的“特供系统”上），新自由主义则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无法进入。这造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则市场化了，或者过度市场化。

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波主要的社会领域产业化或者市场化。在1990年代末开始了医疗的产业化；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教育的产业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住房的产业化。并且，一旦产业化，马上就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暴富”现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领域。同时也容易理解，随“暴富”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抱怨”。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领域越赚钱，社会的抱怨就越大，因为这些领域越赚钱，表明这些领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

具体就住房来说，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是计划经济，城市住房实行单位（国家）分配制度。这在这个领域造成了“短缺经济”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没有经济动机投资这个领域，投资只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块也没有大动作；尽管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开放早的地方，开始了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国家层面基本上维持原来的制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开始全面产业化，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产。之前，房地产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营领域，但“四万亿”导致了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无论是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以钱为本”，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尽管政府多年尽心尽力地整治房地产，但毫无效果。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付这三大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