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治国”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傲慢

“处长治国”更体现出官僚机制中的傲慢，没有服务意识，处长才没有钻研专业尊重专家的动力，只要官位高，迟早是专家。

其实，所谓“处长治国”是市场对行政机制安排不合理的质疑，人们之所以质疑“处长治国”，是因为往往相关处长们手握一方经济的生杀予夺十年百年发展大权，但其资历尚浅、学识不够、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寥寥，这些“处长”既非行业专家、也非学界专家，却凌驾于一切专家之上，指点“江山”、指挥市场。这样的“处长治国”，往往拿出一些“空中楼阁”的政策，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让人哭笑不得、推进不能，而在细节管理上则百般苛责，让具体操作层面左右为难、进退不能。

然而，其根源难道只来源于“处长”？

对“处长治国”的质疑，其实是对行政权力过于傲慢的质疑。

当前，领导干部同时占据着“专家”名号不是个案。其实，许多岗位真心需要专业技术型人才方能胜任，但现在偏偏相反，只要任职足够高，则可以被称为专业技术型人才。公务人员与学界、智库、行业之间不是“旋转门”，而是“一肩挑”。这不但不有利于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恰恰相反，这正是资源过于集中、行政权力过大的又一个表现，而且，造就了更为傲慢的公务人员。

即使原本是行业、学界专业技术人员，转身从事公务岗位，就应该明白，不同行业、工作有不同职责、不同受众、不同方式，政策制定亦是一种学问，好好做好本职工作，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精力再投入到专业研究上，就不应该“身兼多位”，一面“指点市场”，一面对市场“指指点点”。试问，作为决策者，已经对市场有巨大影响力，还要作为学者影响市场什么？作为学者，应该对市场中的问题提出疑问，决策者本身就是这些问题的负责人，还要对谁提出疑问让谁来回答？

更何况，无论原本是否业界专家，成为管理者后都应当更加苦炼内功、虚心求教、集思广益。中央提倡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更多人的专业、技术和智慧。现在有些官员通过权力操弄，自己俨然就是最大咖位的专家，还有可能听进去谁的意见建议？只能越来越不“接地气”，滋长固步自封之势。

而“处长治国”固然不妥，但处长升职之后呢？就从让人哭笑不得变成让人钦佩不尽了吗？处长与专家之间，就只是一个晋升的距离吗？

我们批评“处长治国”的时候，处长是怎么想的呢？他们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看着“前车之鉴”，作为“后事之师”的吗？

后记

都说基层干部难当，处长在中央部委，也就是个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为什么难当？因为更高层的领导们“官本位”意识太强，市场意识太弱，服务意识太差；部门利益意识太强，大局意识太差，改革意识太差。

市场说“处长治国”，是批评、是戏谑、也是无奈，但管理者说“处长治国”，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心态，但愿不是甩锅、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假装无奈。

“处长治国”从根源上说，是管理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服务市场，而始终将自己凌驾于市场之上、隔离在市场之外，造成了把公共权力当成私有权利、把“治理”能力当“制你”能力的怪现状。

十八大以来，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但纠治“四风”最难的是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屡禁不绝，甚至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相较于二三十年前，“处长治国”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在不少部门和地方存在。

在中国面临爬坡过坎的关键历史阶段，从中央到地方，无不更加迫切需要释放市场活力和动力，那也就更加需要行政系统脱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中央多次提出“市场化”“法治化”，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思路，让处长和其它的“长”们各就其位，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从这些“长”们开始。

有人问，“处长治国”，会不会“处长误国”？

如果处长真能“治国”，那其他那些人就失意义。如果处长不是真能“治国”，那其他那些人就失责任。因此，诚如总理所问，处长，就能真把大家都误了？

“处长治国”，可以休矣，必须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