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处长治国”是个官僚机制的“老问题”，行政权力太大，处长甜头就大。对“处长治国”的质疑，其实是对行政权力过于傲慢的质疑。

近期，“处长治国”带来的问题又被翻了出来，引发热议。其实，所谓处长治国，是个系统性机制问题，问题的根源恐怕不在处长，深究起来，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变种。

“处长治国”源于资源过分集中导致的权力外溢

“处长治国”是个官僚机制的“老问题”，行政权力太大，处长甜头就大。

早在二十多年前，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处级是部委最基本的工作单位，处长在中央部委也就是“基层领导干部”，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威风”？

资源过分集中导致的权力外溢效应。

资源就像是蜜糖。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源高度集中，分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有人都只能通过这几条“少数派”途径和“蜜糖”挂钩，因此，无论何种原因能够“勾兑”蜜糖者，都成为了社会“大咖”。何况身在其中的“处长”。试想，全国几亿人的一项或几项重大生计就完全系于某部某司，一个司能够有几个处长？自然是即便最“衰微”的处长也必然能够在这样宏大的权力中获取一些重大权力的。

计划经济后时代，人们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公平竞争来决定自己有否有机会喝到“蜜糖”，市场经济带来了诸多审批权力的下放、消解， 但一些领域、部门和地方仍然带有较浓重的“计划”色彩，这种色彩越浓，“处长治国”的弊病就越明显。有些部委的处长连副省长都不放在眼里，据公开资料显示，已落马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原处长匡新，被坊间称为“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之一。有一次，某省副省长去拜访他，他让这位副省长在外面等着，自己在电脑上玩游戏到尽兴才出来“接见”这位副省长。此一幕和朱镕基总理所述何其相似。而这些“处长们”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部委司处掌控着极大的项目审批权。

而且，这些审批权，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巨大，既缺乏细节和流程，亦缺乏透明度，遑论被监督，“处长”处在蜜糖罐口上，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自然等着莺莺燕燕、蝇蝇狗狗前来“勾兑”，滋长寻租腐败，产生了不少“小官巨贪”，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

“处长治国”是表象，背后是不作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处长治国”也体现出官僚机制中责任感差、不作为不担责的问题，处长不过被挡在前头当挡箭牌。

最近，有人说，有的政策文件表述回避难点，是因为“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而“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

这种说法一出来，引发人们的共鸣，但深层次思考后，也不得不让人质疑。

2015年4月15日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作为不积极，还拿文件流转拖沓做挡箭牌，“当时你们部长们都来开会了，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现在难道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

事实的确如此。“处长治国”是表象，背后是各种不作为和推脱责任。

处长们起草文件并无不妥，处长们人微言轻也无不妥。但是，处长们不能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立场，他们的领导们也都不能协调吗？在这个情境中，处长们不过起草文件，做一些具体文书工作，他们的“起草”，表达的难道是自己个人的意见，难道不应该是司局部委的意见？

“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并无不妥，“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也无不妥。改革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改革需要大家重新审视达成共识。但是，既然处长们是处在“协调不动”的状态，就说明，需要被协调的、缺乏共识的、考虑部门利益的，并不是“处长”。他们是谁呢？

更何况，处长们的方案，无论怎么放手让他们去做，要正式出台，始终还有上级领导的层层把关。如果“处长治理”方案“大而无当”、“避重就轻”，又是怎么能够在司局部委领导那里顺利过关的呢？

改革当然是困难的、是曲折的。但是，正是因为改革很困难、多曲折，才需要各级部委、地方机构将中央的改革大政方针化为有细节、有细则的具体规章、方案。如果职能部门提不出有意义、可操作的方案，只对顶层设计“依葫芦画瓢”一下，职能部门存在的意义何在？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区区处长，不过被平时当成办事员，却又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作责任人，显现的难道不是本应负责的更高级“长”们的“小心机”？有些人基于本部门利益考量不愿意加入改革共识，将“处长们”挡在一线“背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