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资源 “脱钩”变成“挂钩”

一个时代的更迭，总要依托事件标志划分界限。从“举国”到“职业化”，到“市场化”，到“联盟化”，再回归“举国”，中国足球在1994年到2019年25年间经历多个阶段，尽管“好心最后办成坏事”的例子时有发生，但以行政手段调配、集中资源为国家队服务的保障思路始终不曾中断，这不由得令球迷感慨：当初说好的深化改革“管办分离”，怎么足管中心摘牌“脱钩”3年，“钩”得反而更紧了？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明确了将足球作为体育综合体制改革“项目社会化、协会实体化”试点，并逐渐加大改革力度。2016年春节过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撤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足球领域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重大胜利，“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的文本，也让一直诟病中国足协官僚做派的球迷认为中国足球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现在时间尚短还无法确认最终效果，但“脱钩”前后足球项目诸多请示、批示程序未有变动，包括多项联赛政策的推行，亦包括国足主帅的确认。

“管办分离”是在韦迪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3年内形成框架的。韦迪任期之内，“卡马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而最终韦迪离开足管中心的时间早于预期，与卡马乔这位天价洋帅毫无作为不无关系。

2011年8月成为国足主帅的卡马乔，是国字号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经由出资方确认选定的主帅——在名义上拥有“选帅建议权和监督权”的资方万达集团给出3个条件：世界名帅，在五大联赛执教，60岁以下。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签约时的喜气洋洋与志得意满，和两年后双方解约时的不依不饶与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卡马乔是国足历任主帅中成绩最糟糕的一位主帅，无论出资方还是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卡马乔上任的背景，是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接连捧杯，跑位巧妙、传球精准的技术流球队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球迷，“西班牙足球”成为先进足球的代名词，这也是在国足选帅竞争中卡马乔战胜克林斯曼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在足球世界，“风格标签”并不能完全涵盖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精准的短传渗透是技术，精准的长传冲吊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就算鼎盛时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不乏后卫超过50米的长传与前锋直接串联的佳作，“快打旋风”式的反击，更是需要至少3个位置的球员技术和球商同时在线。

所以卡马乔到来之际，专业人士不想或者不愿意说出来的重要真相是，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足球的认知，无论如何都与“西班牙式足球”的要求相距甚远，“拉郎配”式的“有钱任性”自然很难收获好的结果。

韦迪的无奈在于，他看中的另一位德国教练托普·穆勒无法进入最后的“决赛”——和主管领导与出资方的意愿相比，韦迪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这是“行政干预”的一个反面案例，即便4年之后“行政干预”带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里皮也让国足在一定时间段之内拿出超过球迷预期的良好成绩，但无论结果好坏，国足“选帅”的程序与决定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里皮的“成功”，使得“行政干预”顺理成章加大了力度。

韦迪转岗后曾经承认自己管理足球事务时“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反思来自他对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筹划与推进。但令人惊讶的是，韦迪离开足协6年之后的2019年，球迷再度审视“管办分离”时发现，这样的体制改革仍然显得“激进”。

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章节明确指出，“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加强行业自律，着力解决足球领域存在的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中国足球协会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审计和监督”。以此作为对照不难发现，今日现行之足球管理体系，尚不能完全满足总体方案所提要求。

为“圆梦世界杯” 国足难走寻常路

2015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份经过多个小组前期调研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全程参与调研的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前司长张剑，2013年接替韦迪担任了足管中心党委副书记兼主任，而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剑，在长达6年任期里低调务实，参与决策的重大事项中几乎让人找不到他的个人“烙印”。

张剑和韦迪相同的无奈，是在任期间国字号球队(男足)成绩不佳，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中国足球“先天性缺陷”的正常反映。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不到30年，与欧美足球强国不乏百年历史足球俱乐部相比差距极为明显，社会学家“中国足球还处于断代史阶段”所言不虚，而中国足球社会基础之薄弱，亦远非“群众关心”的热烈氛围所能弥补。

比如备战东京奥运会的U23国奥。按照赛程，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希丁克统率的国奥队将参加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预选赛，小组赛3个对手依次为老挝队、菲律宾队和东道主马来西亚队。这项赛事小组第一名球队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球队，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U23亚锦赛决赛阶段比赛，而在泰国U23亚锦赛取得前3名的球队，才会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换句话说，没有亚洲前三的实力，别想进军奥运。对希丁克来说，“打进奥运会决赛圈”的任务确是“冒险”，对中国足球来说，让曾经在亚青赛小组赛中都无法出线的1997/1998年龄段球员去完成“进军奥运”的任务，也只能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尝试。

毕竟能力有限。

正因如此，“长期集训”将成为国奥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常规手段——本周中超、中甲联赛动员会，中国足协对上赛季执行的U23政策进行“微调”，U23球员出场人次不再与外援出场人次匹配，而去年印尼亚运会期间“俱乐部被征调1名U23国脚，联赛可核减1个U23球员上场名额”的政策，本赛季继续沿用。而根据新一期国奥队名单显示，广州恒大、天津天海、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4支球队，可以在国奥队集训期间不使用U23球员征战联赛。

中国足球的“欠债”，本就不能指望一届两届足协领导所能“偿还”，正确的政策扶持，也只能帮助中国足球先走上“社会足球”正轨。正如刚刚成为西甲历史上第一位首发中国球员并首次打满全场的武磊，联赛剩余的半个赛季对他来说只需要站稳脚跟，用自己的实际能力来赢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因此面对当务之急的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强行还债”的做法或会产生长远影响——再过1个月，国际足联理事会将决定卡塔尔世界杯是否“扩军”，而今年9月，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40强赛就将开战，国足也将在9月5日正式打响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枪。

综合目前各方面消息，卡塔尔本身并不希望2022年世界杯扩军，但国际足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尽量推动扩军。暂且不论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会有多少“水分”，但从转播机构的预判分析，“顶级精英对抗的世界杯赛演变成皆大欢喜人头攒动的庙会”，似乎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这也是“传统的”足球运动和新兴的电子竞技运动争夺观众市场的必然过程。

最差的结果是卡塔尔世界杯赛暂不扩军，国足需要努力争取4.5个名额中的一个。在俄罗斯世界杯周期，国足40强赛险些翻车实属运气欠佳(对中国香港队遭遇误判两战皆平)，随后的12强赛在前4场比赛只拿1分的情况下，里皮换下高洪波率队在后6场比赛拿到11分，与附加赛资格只有1分之差。赛后中国足协总结认为，如果交给里皮一个完整的12强赛，国足至少不会丢掉附加赛资格。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信心来源，这也和里皮多次强调的“在亚洲范围内不怕任何一个对手”相符：实力或有差距，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准备更加充分、心态更加积极、战术安排更加得当的球队，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

2019年的40强赛，2020年的12强赛，是国足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两层阶梯，“国家俱乐部队”和“长期集训”则是国家体育总局为国足度身定制的保障手段，有了“圆梦世界杯”的任务指标，这一年国足的组建和出发，也变得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