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中美贸易之争至今双方已有七次磋商，除了实质性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拉开了中美贸易之争，至今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七次磋商，中国可能的让步主要在采购美国商品和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是除了实质性的采购美国商品外，中美之间离美国想要达成的贸易协议还有多大距离？美国一直期望的是中国能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革，中国的结构改革和美国有没有关系？

首先，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是巩固传统产业基础上，放开服务业以竞争促发展。

美国等国家在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通常伴随制造业贡献的回落，但是从全球总体上说，制造业可能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如果没有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制造业的需求实际上是衰退的；二是有大的经济体崛起，制造业可能发生转移。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不管最后谁承担了建设的责任，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制造业的又一波繁荣。作为推动者，中国对国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寻求转变，如果一带一路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中国承担了主要的投资建设角色，那么可以肯定中国将以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质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模式，经历一次高增长。

但这个设想的难点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大增长，会再次造成金融账户的巨额顺差，这不仅仅要面对双顺差的国际关系压力，由于投资项目金额巨大，一定会有政治介入，中国自身也不得不更多的卷入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从这个意思上讲，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经济版图，它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大展拳脚的契机。

中国内部发展虽然仍然可以靠基础设施建设，但空间相对有限，不过中国也很难完全舍弃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向去制造业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传统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加强和巩固国有企业的发展，就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经济，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找承接传统经济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在向服务业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因此中国从实质上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可能就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回落，这可能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划的调整；最后，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选择更加开放服务业，传统领域涉及政府采购的问题，这是中国一直没有加入WTO中单项贸易协定GPA的原因，代表了中国一贯对传统产业保护的态度，但是中国服务业能否真的开放？服务业开放是不是就能够促进它的发展？

其次，中国发展经济的逻辑缺乏市场经济的土壤。

中国目前在一定意义上正在经历向服务业的转向，体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但是前面我们讲过服务业占比提升有很大概率是制造业的衰落，是被动意义上的。很明显，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恰好是中国结束高增速的时期，这个时期本来在2008年就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较低，并且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只进行了不到十年时间，政府放手推出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有两方面的弊端，第一是首先会选择成熟的投资方向，即走老路，这样不仅不能矫正过去的无效投资，只会短期内迅速抬升杠杆，同时经济本身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这些杠杆投资，因此这几年先后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补贴、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是一手抓生产，一手帮销售。

第二是政府需要帮新增杠杆寻找新的融资途径，我们看到中国自金融危机之后，创设了城投债、影子银行、地方专项债等解决融资需求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轮替中，政府起的角色则是打开闸门、关闭闸门，由于政府主导，使得这些债务都无法市场化的消解，实质上形成了政府、企业和银行铁锁连船的现状，虽然城投债通过全国排查梳理，形式上明确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债务负担，但其它的债务仍然要么绑定了银行，要么绑定了上市公司，前者形成影子银行的巨大风险，后者演化为股权质压的堰塞湖，银行和资本市场现在都是中国化解金融风险重要战地。中国政府见招拆招，似乎表现出了较西方经济体对经济更好的掌控力，但是要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我们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本质不是一目了然的题目，因为经济整体发展了，可以肯定社会整体的福利是改善了，但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如果经济在增长，而有一部分人的境况相对变得更差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就会凸显。绝对境遇的改善当然不能忽略，但是当经济发展只偏重于效率，这个机制就会缺乏自我纠偏的能力，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要么是社会地位改善的产物，要么会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善，总之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力是提升的。所以通常，注重社会公平的社会往往会常常反思社会效率问题，而注重社会效率的社会则鲜有照顾到社会公平。二是效率与公平不应该做短期取舍，而应当做长期平衡，短期偏重效率可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长期来说对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是极大的浪费。长期来看，社会发展应当在制度上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就是牺牲一定程度的高增速，保证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社会发展的动力。

经济发展是不是评价政府权责的唯一标准？甚至是标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了“发展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国际上国家和国家之间利益平衡与让度的设计。国家内部一样有“发展权”之争，这种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发展权”以及实现“发展权”平衡机制应该放在发展之前，作为规范发展的“好、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