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一家独立公司？

无论是在华为回复英国下议院科技委员会的信函，还是此前12月15日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华为都声称自己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有趣的是，在两天之后的中国媒体采访中，任正非并未提及这一点）。然而对1949年后历史和时局略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国大陆做一家“独立公司”，谈何容易？

外界对华为的质疑，往往援引任正非早年的创业经历，例如他曾经是解放军铁道兵的工程师，而华为早年间的一份重要合同，也来自于为解放军建设通信系统。但这种历史渊源，很难用来证明今天的联系（如果的确存在的话），因此更有意义的质疑，毋宁针对当下与未来。而在这个维度上，华为也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1月15日的外媒访谈中，面对美联社记者的提问“如果说中国的国安部找到华为一定要求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华为能做什么？华为将做什么？”任正非给出一种近乎戏谑的回应，规避了实质问题“我把公司卖给你（指国安部），如果你买不起的话，我就把公司关掉”，并声称，苹果是华为的榜样，而且宁可关闭公司，也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之所以说是戏谑，是因为在中国，大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想主义经营思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强调“狼性”的华为，或许最该清楚，这世上有冷酷无情的狼、有趋利避害的狼，有狡诈多智的狼，但从没有高擎理想主义大旗、要率领整个狼群同归于尽的狼。

在同一逻辑下，CNBC的记者曾追问，以苹果为榜样，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如果要求从华为的网络中抽取数据，华为也会提起上诉？而任正非这次则完全回避了问题，再次泛泛声称“我们绝不会做侵害客户利益的事情”。

事实上，不仅欧美怀疑，甚至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会怀疑，在耳闻目睹一系列高校学生翻墙上网被约谈、网民翻墙发推被拘留、vpn运营商被捕等事件之后，中国互联网当然不是“法外之地”。

此外，网络设备本身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但这一行业从来没有道德免疫与自净功能。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陆屡见不鲜的华为步步紧逼、思科节节败退景象，背后正是辅之以同样逻辑，正如官媒义正词严的标题“美国思科路由器预置‘后门’意欲何为”。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产厂商力量尚且薄弱之际，思科也曾经扮演了截取数据交给中国官方的不光彩角色。只不过，如今当战场从中国转移到国际之时，这种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发生了对调。

归根到底，华为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它自身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司”这一二律背反命题发展到极致的体现。一方面，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壮大，华为无疑是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参与者、5G时代的领军者，但同时，它终究是一家中国公司，不仅在“国进民退”“私企退场论”的时代，华为承担着中国“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设”，而且和所有中国企业一样，都不得不面临着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政府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模式，予取予求，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皆不例外。这种发自内心的合法性焦虑、事关政权安全的危机感（《国家情报法》第七条便是例证），或许才是华为真正走向国际的最大敌人。

作者是旅法媒体人

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壮大，华为无疑是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参与者、5G时代的领军者，但同时，它终究是一家中国公司，不仅在“国进民退”“私企退场论”的时代，华为承担着中国“私企”走上世界舞台的“人设”，而且和所有中国企业一样，都不得不面临着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