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

去年12月1日孟晚舟刚刚被捕之后，一些媒体分析认为，这一事件有其自身的推进节奏，和中美贸易战并无必然关联，但即便如此，两个月发展下来，时至今日恐怕两者之间已经难逃彼此缠绕的命运。尤其是当特朗普表态可以介入孟案，并且明确将此事同贸易战联系起来之后，这种原本或许只是时间巧合的“故事线”交叉，被人为地捻合在一起，而华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逐鹿中的一枚棋子。

然而在欧洲，“故事线”却没有同样的重合度，中欧关系没有中美关系那样具有鲜明的大国逐鹿色彩，也没有暗藏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美国在台面下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但毕竟在台面之上，欧洲国家更多地是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试图在让自己安心、让盟友放心和不耽误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通信技术（尤其5G）本身而言，中美也呈现出“两强争霸”的格局，领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如果领军企业华为遭遇重挫，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思科等美国竞争对手，其次则是特朗普主导的中美贸易战进程，而欧洲处于最容易遭受“附带伤害”的位置。欧洲业内人士的评估称，如果欧洲放弃使用华为的5G设备，就有可能落后中国和美国一至两年时间。而一旦华为如美国所愿被排挤出局，欧洲要么可能面临美国供应商的强势要价，要么依赖爱立信、诺基亚等技术力量相对更加薄弱的公司，因此安全和成本同样难以掌控。

在种种考量因素当中，目前最让欧洲人介怀的，便是华为身上所体现出的企业与政府关系问题。这种考量可从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初访日时的表态看出：“我们需要和中国对话，来确保企业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把数据交给政府使用。”默克尔认为，在数据保护问题上需要某些“防护措施”。

同样在2月初，媒体公布了由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致英国下议院科技委员会的回函。信中再次为公司在英国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做出全面辩护。其中，外界最关注的是华为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即将在今后五年内斥资20亿美元来“显著改进”自身软件工程实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与此同时，华为也努力将身段放低，承认自家软件工程“仍有改善余地”。此举被外界广泛视为华为“花钱买放心”的示好举动。

然而，这份回函中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却是针对政府－企业关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部分，华为的含混与无奈暴露无遗。

此前引起外界广泛议论的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

这封信函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便是政企关系：“华为在何种程度上会使用位于英国的软硬件或在英国收集的信息，被迫协助中国国家情报工作？”

华为首先斩钉截铁地回应，公司“从未”也“永不”使用位于英国的软硬件或在英国及全球任何地方收集到的信息，来协助其他国家收集情报。其次，华为表示意识到外界针对《国家情报法》的关切，并在以下三点问题上澄清立场。

其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2018年12月10日）曾表态称，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可以强迫企业安装“后门”，中国的《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条款，并没有授权中国政府机关在电信设施中安插后门、窃听设备或者间谍软件；

二、华为重申，公司从未收到过此类（安插后门）要求，即便收到此类要求，公司也会“坚决拒绝”与之配合，信函中更声称：“华为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永远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尤其是事关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

三、华为声称，中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应当为不配合上述要求而承担刑事责任，中国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类似先例，因此，如果华为收到此类要求并拒绝行动，公司不会承受刑罚。

华为在信函中表示，针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答复，曾向中国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和英国的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 LLP）确认法律意见，但仔细研读华为援引的措辞，仍然可以发现有趣的微妙之处。

首先，信函中援引的法律意见为，上述各部法律的相关条文“do not appear to empower PRC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这同时涉及两个问题，一是appear的意思含混不清，当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律师在法律问题上的严谨，另一方面，细品之下甚至不乏讽刺意味；二是法律人秉持着经典的法治思维，认为在行政法领域中应适用“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的原则，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行政部门尤其涉及安全、情报工作，往往僭越权限，“法无明文规定，即不禁止”，因此单纯说法律并未授权行事，绝不会构成对公权的阻力——只要回想铜锣湾书店案，这层逻辑便不难理解。

其次，华为援引的法律意见中称，《国家情报法》的相关条款对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及其雇员并没有域外效力，试图以此打消英国当局的疑虑。

虽然从属地原则上来说，这一表态并没有错，但这一法律意见没有说清的是，在属人原则下，相关法律条款仍然约束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籍华为员工，他们依然有义务“支持、协助和配合”中国当局的情报工作。同样以铜锣湾书店案为例，在23条并未立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实施范围也并未延伸至香港（遑论外国）的情况下，当事人仍然在香港甚至泰国遭遇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