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美国看来，这些不公平的规则是额外施加给企业的，所以是强制性的。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企业仍然愿意转让技术，那才是自愿的。

所以，在1月30-31号的谈判前夕（1月16号），美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在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一份关于谈判内容和措施的建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建立规则——公平、对等的规则。

当然，在技术和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强调的比较多的一点还包括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的方式获取商业信息和机密文件。这一点在美国发布的301报告中有一些具体案例。另外，在纳瓦罗的专著——《致命中国》及其所在的美国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于2018年6月19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到美国及世界的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文件中都有详细说明。针对这一点，美国声明中的第4条——中国对美国商业财产的网络盗窃造成的危害——对此作了说明。

实际上，这些非对称性规则和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它源于中美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就像在中国国内，不同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也有差异，先天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进口商品关税的差异。这是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的。另一方面，它还源于中国的入市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TWO的，从而在过渡期内获取了相对较为宽松的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经常调侃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既然如此，美国认为，必须取得与中国在经贸关系中的对等地位，即无例外地贯彻WTO中的互惠、透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经济发展和非歧视性的原则。

另外，这些非对称性和歧视性的规则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还集中体现在美国评估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报告中。2017年10月2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最新版本的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报告。该报告从6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属性进行了评估：（1）货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2）工资水平在多大程度上由劳资双方的自由谈判决定；（3）允许外国公司合资或者其他投资的程度；（4）政府拥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5）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企业的价格和产出决策的控制程度；（6）管理当局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整体而言，报告认为中国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满足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第（1）条中的人民币汇率就是美国强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在美方声明的第7条——“货币在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作用”中就有反应。第（2）、（4）、（5）条评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第（3）条评估“竞争中性”，这都是“结构性分歧”的内涵，解决方法就是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针对货币问题，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中国仍然通过中间价设定流程和外汇市场干预措施维持对人民币估值的控制。中国还继续维持所有主要资本账户交易的审批要求，包括投资，借款和跨境账户持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没有披露用于计算中间价的前一天报价的权重。此外，需要大量外汇干预以保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美国认为，中国官方通过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获得竞争优势，而低估人民币汇率的方式就是干预外汇市场、实施资本管制等。

实际上，在戴维•斯坦伯格的专著——《汇率低估政策的制度研究》（Demanding Devaluation：Exchange Rate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中，发展中国家汇率低估现象反而属于少数。他认为，只有在制造业重要地位，同时政府对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都有重要控制力的国家，低估汇率才是可行的优势策略。一方面，低估汇率可以为可贸易的制造业产品赢得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低估汇率会提高制造业的投入成本，但政府却能够通过金融部门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给予制造业企业补贴，比如，通过金融抑制政策，压低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利率，或者压力劳动者工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占据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的大部分。如此，一方面压低了制成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压低中间成本，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了“世界工厂”。但在美国看来，这是“儒家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违背WTO规则的，从而也是在谈判中必须得以解决的。

可以看出，本次谈判中美国声明中的8条内容是有内在联系的。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双边贸易失衡可通过汇率等机制自发调整，中美长期贸易失衡是一种反常行为，由此反常的结果而引发了美国对竞争规则的反思。这些规则上的差异，就是中美结构性分歧之所在，而这些结构性分歧的背后，是中美不同的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竞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