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海洋国家造就的。这一点直到今天对中国仍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中国沿海的“海盗”现象较欧洲至少早两个世纪，到了明朝更是达到顶点。在明朝，中国的海上力量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猖獗”，这些海盗中有日本人（即所谓的“倭寇”），但实际上海盗的主体是浙江、福建的民间海商。

因为政府禁止他们的海上活动，他们永远都是“海盗”，没有像欧洲的海盗那样得到机会成为航海家。只有郑和是官方认可的航海家，因此才有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但郑和多次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并没有带来一个区域秩序，因为其航海的目的并不在商贸，而在于政治。官方主导的航海活动无论对中国本身的商贸活动，还是对东南亚诸国的商贸活动，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贡献。更有甚者，身为穆斯林的郑和似乎有其自身的目的，因为他帮助当地的穆斯林打败了非穆斯林人口，促成了穆斯林在东南亚的扩张。（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怎样，明朝是近代西方海洋时代的开始，中国朝廷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

实际上，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就海洋商贸来说，唐宋不可说不发达。就技术来说，无论是造船技术、指南针和火药，中国在很长历史时间里都是最强大的。在西方，正是这三者的结合造就了西方强大的航海能力，后来演变成近代海上霸权。

但在发明指南针和火药的中国本身，火药被用来放鞭炮，指南针被用来察风水，完全被日常生活化了。也就是说，最终，陆地文化战胜了海洋文化。统治阶层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朝廷政治斗争等因素，排挤和打败了原本可以兴盛起来的海洋文化。

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不同

一种内陆文化是很难构建起一个国际秩序的。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近代以来，陆地文化往往轻易地被海洋文化所打败。经验地看，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具有不同心态、文化和发展取向。统治陆地更多的是依靠权力与等级。拓展陆地并不容易，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人的存在；依靠强力拓展出来的陆地需要一个高度等级的秩序，才能得到治理和获取安全感。而海洋文化则不一样。

拓展海洋比较容易，在拥有航海技术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多大的阻力；同时，海洋国家也比较容易防御外敌。较之陆地国家之间的关系，海洋国家之间具有更多的平等精神；在统治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更多地利用当地的秩序，而不是强行地把自己的秩序加于其他国家之上（例如上述英国的“分而治之”）。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中国都表现出要向海洋发展的心态。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而大部分贸易都是通过海洋进行的。今天中国的海洋战略也迎合了中国作为商贸国家的需要。

不过，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传统的陆地国家心态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关系。在向海洋发展过程中，一旦遇到瓶颈，就很容易转向陆地。不管如何，如果海洋文化是新近的事情，那么陆地文化则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了，根深蒂固。并且就地理来说，陆地仍然对中国的稳定至关重要，甚至较之海洋更为重要；海洋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未来发展方面。

就是说，如果继续用陆地文化来应付海洋上所出现的问题，就会显得非常吃力，甚至没有效率。这些年来，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麻烦。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如何把握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则极其重要。例如如何有效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很显然，如果采用陆地主权概念来解决海洋问题，不仅解决不了海洋问题，反而为解决海洋问题创造阻力。

实际上的情况刚好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亚洲国家，都仍然在秉持西方近代主权国家原则来处理海洋问题。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论是13海里的安全线还是200海里的经济区域概念，无一不是西方的遗产。但很显然，如果把这些西方概念机械地应用到南中国海问题，没有人可以说，能够解决海洋问题。

今天，美国等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印太”概念。这一方面具有对中国的“海洋国家梦”进行围堵的味道，同时又企图把中国“滞留”在陆地国家或者打回到陆地国家的状态。如何有效解决东海、南中国海和印度洋问题？如何在美国等国的“印太战略”过程中不被排挤？如何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国家？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这不仅仅是实际能力问题，更是海洋文化发展问题。

一句话，如果没有海洋精神，就很难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如何“复兴”其传统中的海洋精神、如何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发展新的海洋文化？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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