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财政补贴等手段亦有政策套利空间

过去几年，虽然财政补贴、降低购置税等行政刺激手段短期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本身也存在经济上的效率损失，骗补等道德风险上升、抬升了政策成本。2014年审计署曾发布公告称，在推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补贴政策的过程中，企业存在的骗补现象严重，其中不乏行业龙头，可谓拿补贴“上瘾”；近几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也存在同样问题，2016年1月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联手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进行大范围核查，并于9月公布了5家骗补车企名单，合计骗补金额10亿元以上。

二，刺激消费关键在减税降费

虽然支持消费短期刺激措施效果降低，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中国消费潜力仍然巨大。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然高于GDP增速，高品质消费需求呈现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之间，消费差距与不平衡的现象仍然突出，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消费升级均存在强烈的需求与愿望，特别是农村消费基数较低，如果能够协调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财富，进一步提振消费的前景十分广阔。此外，考虑到上一轮消费刺激政策退出已有6-7年，由其带动销售的家电等耐用品已到更换周期，未来更新换代的需求仍然旺盛。那么，未来支持消费的政策重点何在？

在笔者看来，去年消费疲软主要受到收入下滑、消费信贷收缩、财富效应缩水等多重负面因素驱动；其中，居民长期收入增速放缓和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对可选消费部分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是当前消费升级的主要阻碍。例如，12月社零数据显示，食品、粮油、日用品等必选消费品类零售额增速较11月有所上升，而可选消费的多数品类增速均保持下滑态势。此外，京东大消费指数也支持当前必选消费与可选消费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手机、电脑等可选消费品类近一年来整体呈趋势性下降，而食品饮料等必选消费品类则整体相对平稳，且2018年3月以来增速维持在20%以上。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提振消费的重点仍应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是关键。

首先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措施已经落地，但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缴纳人群基数较低，提升起征点等措施能够惠及的人数有限，大多数居民并未享受到减税福利。考虑到降低五险一金费率有一定空间，应尽快推动费率降低的相关措施落地，以扩大减税降费的惠及范围，提升居民中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二是在企业端，加大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当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也有担忧未来收入稳定性，增加预防性储蓄的考虑。在笔者看来，尽快落地企业减负，更大规模的降低增值税，大度下调社保缴费等各种费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定向调控政策，以及大规模用国资存量充实社保基金等措施对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十分关键。

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群体财富收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笔者看来，提振农村消费，除了加速完善基础设施以外，最关键在于考虑农民的财富收入增收问题；2019年加快农村土地改革落地，通过农村“三块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农村消费，亦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

注：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