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提振消费重点仍应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是关键；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群体财富收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2018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消费疲软以及部分群体消费降级的担忧。进入2019，面对依然严峻的下行压力，如何通过支持消费稳定中国经济，已成为政策决策眼前紧要课题。近期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旨在短期内提振消费。然而，类似于2008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推出的激励消费措施，且同样提到的支持农村消费、重点支持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措施公布后，市场反应平平。本轮刺激消费政策是否对症下药？未来提振中国消费的关键在哪里？

一，形似而神异的消费刺激政策

与2008年刺激消费的措施相比，本轮支持消费《实施方案》提到的措施中，农村消费仍是重点，提及了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潜力、建设消费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此同时，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较大的商品，包括汽车、家电等耐用品亦有明确的支持要求。

那么为何支持消费方案涉及范围广泛，但市场反应平平？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在于本次支持消费的财力受限、刺激消费的边际效应递减、以及前期刺激政策存在套利空间与道德风险三大因素。

第一，中央财政预算支持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消费补贴

2007-2013年的家电、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力度较大，补贴方案具体，中央财政支持力度明显。根据梳理不难发现，2007-2013年“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的多项配套政策均明确了补贴的产品范围和金额，补贴力度较大，且中央财政资金占80%以上。例如，2009年8月财政部表示,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资金至少在75亿元以上；中央财政2009年追加70亿元预算补贴此活动,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0亿元, 家电“以旧换新”20亿元。

与之相比，本次支持消费的政策，中央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且未明确财政补贴力度。《实施方案》全文仅一处提到中央财政支持，即对“淘汰更新老旧柴油货车，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成效显著的地方，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持”，其余诸如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扶贫农产品销售、绿色和智能家电销售消费的政策，中央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且未明确财政补贴力度。《实施方案》全文仅一处提到中央财政支持，即对“淘汰更新老旧柴油货车，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成效显著的地方，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持”，其余诸如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扶贫农产品销售、绿色和智能家电销售、家电以旧换新、高清电视等方面的补贴，均须依靠地方财政；且地方补贴非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可视情况自行决定，力度不明确。

究其原因，或与本轮稳增长政策中，“宽财政”面临减税降费、基建补短板等多重目标，中央财政预算有限相关。受减税措施影响，2018年四季度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已降至负值。

第二，短期行政刺激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

过往对于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的刺激政策，主要采用财政补贴、购置税减免等行政手段，属于短期需求管理措施，往往能在政策落地后即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提前透支了部分消费空间。以汽车为例，2009年、2015年分别两次下调购置税，“对1.6L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按5%征收”，购置税减半，政策落地后均能见到乘用车月度销量增速的短期回升；尤其在2009-2010年，财政补贴配合购置税减免，使乘用车销量月度增速由2009年1月-7.8%迅速回升至2010年1月的115.5%，效果显著。而在刺激政策退出后相关消费均出现下滑；在2012年、2014年家电补贴主要政策退出之际，家电产品零售额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而2010年、2017年购置税优惠力度减弱时，乘用车销量增速也应声下滑。

此外，长期影响而言，上轮“家电下乡”等刺激政策存在提前透支需求的问题，在基数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当前新增家电拥有量较为困难。就家电而言，截至2017年末，中国农村百户保有量中，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分别为120、91.7、52.6、86.3台，较2007年分别提升了25.6、65.6、44.1、40.4台，除空调之外其他三项均已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本轮家电刺激政策和之前相比，并不包括家电下乡，而主要是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的以旧换新、节能惠民政策，更注重结构化的消费升级；而政策刺激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更新的边际影响力度是减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