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柳建成：我听说您和新中国的生日是同一天（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但您比新中国大整整25年？

卡特：（笑）没错。

周柳建成: 原来您比古老文明还要老。

卡特：当年邓小平也觉得这特别有意义，我的生日恰巧是新中国的国庆节，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周柳建成：在您的人生历程中，许多方面都有命运美好的安排。人们会永远把您与1979年的事件（中美建交）联系在一起，但您与中国结缘远远在那之前——那时您还是个孩子，为了给中国儿童修建学校和医院，您每周都捐出5分钱。那个时候，是什么让一个佐治亚州的小男孩对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国家产生了兴趣?

卡特：我是个虔诚的浸礼宗基督徒。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远赴中国为浸礼宗传教的女教士是最伟大的英雄。她们回到美国后，来拜访我们的教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令我们这群孩子特别兴奋。我当时只有五六岁，传教士跟我们说，如果大家每周都捐五美分，就能建学校和医院来帮助中国的孩子们。我当时对此特别自豪。后来我和邓小平在白宫宴会上见面时，他问我有没有一个特别希望实现的愿望。我说，“我希望中美关系能恢复到我儿时的水平，中国跟传教士和基督教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说，“你具体想要实现什么?”我告诉他，我希望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希望《圣经》能够流通，希望美国传教士可以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说，“没想到你的愿望是这个。明早告诉你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我好好想了一下，我们会修改法律，保障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也可以批准《圣经》流通，但传教士就不要来了。”他告诉我，当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傲慢自大，还试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这个口子没法开。在那之后，中国成为了基督教传播最快的国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全世界《圣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恐怕也是中国。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周柳建成：他（邓小平）有没有又在凌晨4点打电话给您，就像你们讨论中美互相派遣留学生那天一样?

卡特：没有，那天其实是我们在一起吃早餐，前一天晚上他应该是和布热津斯基一家吃的晚餐。

周柳建成：我在谷歌上输入“吉米•卡特”和“邓小平”，然后看到了许多照片。有一点很不同寻常，你们两人的肢体语言显得特别亲密。照片里有你们手拉手的，有你们签署协议的，还有你们十指紧扣的……

卡特：对，还有相互拥抱的。我和邓对待彼此像春风般温暖，他夫人和我的妻子罗莎琳也很要好。他对我女儿艾米也特别亲切，尽管那时她只有12岁。当时美国全国上下之所以愿意接受中美两国之间新关系——毕竟和过去相比变化相当大——是因为邓小平人格里流露出来的真挚友谊。他本人很幽默，经常开怀大笑。

他个子虽然不高，但在精神上是个特别有力的伟人，对美国与亚洲和平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柳建成：正如你后来所说，当时中国和美国是相爱的。在当前的环境下，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用“爱”来形容中美关系。您是否认为中美关系最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卡特：或许两国已经不再有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了，但我们经历的各种政治事件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维持和平和经济发展最不可或缺的双边关系便是中美关系。我相信，当双方最终都恢复理智时，两国人民和领导人都将认识到，既然中美关系如此重要，必须要加以维护。我认为未来中美两国将恪守的原则是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不试图将一方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另一方。

周柳建成：您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美国前总统，您留下的遗产最伟大。2002年授予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着对您协调全球秩序的工作的最高认可。那么你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如何“协调”关系——不仅是要解决贸易冲突，因为各式各样的冲突终究会消长反复——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协调不同的思维模式呢？

卡特：我当总统时做过一件事，今天回头看它或许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好办法。由于二战时期美国和日本是交战国，所以当时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充满敌意。当时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向日本转移，不仅有服装、鞋子和衬衫，还有汽车和电视机。这些商品都从美国制造变成了日本制造，然后日本人再以合理的价格把产品卖给我们，但他们总归是更占便宜的一方。

当时美国社会上，战后对日本的鄙视情绪仍然大量存在，为此我们和日本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我跟日本首相各自委派了三名“智者”。

这六个人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东京、夏威夷和华盛顿悄悄会晤。我们从不公开报道他们的任何信息，他们会向我和历任日本首相提建议，帮助两国一路克服各种难以避免的分歧。我希望今天的中美两国也能有类似的安排。双方可以各挑选三名有志于维护两国关系和平融洽的杰出人士，让他们私下会谈，再各自提建议调和两国领导人的立场。

我会写封信给特朗普总统建议他建立这种关系，我也恳请...主席做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