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事实上在应用和商业模式的试错，虽然没有算在研发成本里面，但是成本还是很高的，比如共享单车虽然不算高端的研发，但是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大概不比高端研发低。在美国，Uber和Airbnb 创造的新商业模式，依赖的基本上都是现有的技术，但要创造这样的公司显然也不容易，成本也不低。

从经济学来说，任何能提高生产力的改变，都属于科技进步——包括管理办法，应用现有技术的新方法等等。其实如果回想一下，瓦特不过是把挖矿用的蒸汽机改良后应用运输的车上成为火车，不能算多巨大的科学发明，用现代会计方法算出研发成本也不高，但是火车对于工业革命影响有多巨大，无需多言。

另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对科研的投入能力不同。这一点是更为显而易见的差别。

企业的技术研发，建基于全社会的教育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就如同要训练出一个奥运会的短跑冠军，不可能仅仅依靠“天生脚力”，还离不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科学的训练体系、均衡的饮食营养补充等等。

从全社会的教育水平来看，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在2017年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不足4%，就算包括大专在内也不到10%。在全球科技研发表现出色的以色列、加拿大、美国、日本等，这一比例高达40-50%。而在高等教育的排名中，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发布的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全球“百强”大学有11所，然而其中有5所位于香港和台湾，中国大陆只有6所。

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基础研发是非常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一言以蔽之曰“烧钱”。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领域摸索，错误率极高，成功率极低，如果没有足够成本去允许错误和失败，就谈不上研发。甚至可以说，整体基础研发水平的提高，几乎不是温饱或小康社会可以实现的，社会的高度富裕是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在社会达到了允许大量烧钱、犯错的年代，才能追求基础研究的整体提升。

实事求是，点状突破

不少人可能已经发现，从各个指标来看，中国有一个研发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富裕程度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教育程度高，高校科研能力强，那就是香港。

尽管在内地不少地区看来，香港在近年来喧嚣的互联网创业中几乎毫无动静，连本地培养的科技人才也纷纷回内地创业（例如大疆创始人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的研发能力的确非常强大。

例如笔者所在的人工智能领域，香港拥有不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最受关注的AI研究能力指标Top H-Index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前1000名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中，亚洲区仅有二十多人，香港就占了11人。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香港生活和经营成本昂贵，但不少中国企业还是选择在香港开展人工智能的相关研发。华人学者如果因为家庭原因希望回到亚洲任教做研究，目前唯一能给出和英美差不多待遇和相似研究环境的地方大概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笔者相信，这种情况可能逐渐出现在中国一些富裕程度、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最强的城市，形成科研资源地域性聚集的情况。

除了地域上的“点状突破”，视乎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和资金富裕程度，我们在科研的不同门类和领域同样是“点状突破”——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真正有巨大需求的市场和部门中，这当然是明智的选择。

中美贸易战甚嚣尘上，让不少人总想象华为或BATJ与亚马逊、苹果如何激烈竞争，但事实上，两国科技企业的竞争甚至没有真正开始——中国企业需要服务于广阔国内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欧美大企业则主要覆盖发达国家市场。科技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假如脱离现实的去跟全球科技巨头比拼研发投入，那我们的认知水平跟几十年前一穷二白时呼吁“超英赶美”，实在说不上有什么不同。

（作者系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