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其他国家，战后日本人是谦卑的、低调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价”的代名词，但很快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在很多领域名副其实地赶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国。日本也成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发展主义型国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是吸取了二战的深刻教训的。二战前，日本统治者被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崛起冲昏了头脑，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扬言要把西方赶出亚洲，确立日本的霸权地位。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使本身成为牺牲品（战败），更对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或许是因为美国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环境，日本人埋头苦干。

在对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和西方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到1980年代，民间也出现“日本可以说不”的声音，但整体精英界并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亲美”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过。同时，日本主动辅助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方面也尽力而为。

日本崛起对中国的教训

当然，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为即使日本想改变实际上也很难发生。日本毕竟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很多政策受制于美国。很显然，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对日本的崛起来说，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就积极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国）容许日本的崛起；就消极面来说，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

人们经常把日本形容成为亚洲国家崛起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反观今天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和西方（美国）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但当日本在经济上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的时候，仍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尽管本意是要美国学习日本，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么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们认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军事保护，并且向日本敞开市场，但日本并没有真正向美国人开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对美不公平贸易的结果。

当时美国智库经济策略研究院院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写了一本题为《交换场地：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了》的书，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耸人听闻的“美国世纪的终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贸易战、301条款和《广场协议》等等。

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当美国认为中国挑战它的时候，自然会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贸易，而且会扩展到包括技术、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针对西方和美国，尽管中国不想“伪装”自己，也“伪装”不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张扬。日本当年的经济和技术的确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因此打压日本。中国经济尽管量大，但在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技术方面离美国还很远。只不过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调了，唤醒了美国本来就潜在的“中国威胁意识”。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这也是二战前日本的例子，这种心态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第三，现在贸易战发生了，人们也不须要太惊慌失措。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无法逃避；不过人们必须理性面对，任何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很难解决问题。较之日本，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优势，即中国不存在日本所面临的“天花板”。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并且中国有市场、有人才、有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国本身坚持对内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外更加开放，中国还是有希望实现崛起的。

第四，自我认同和普遍性之间要实现统一性。中国尽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伪装”起来，但如果否定本身发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否认“西方的是普世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没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的也一样。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国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适性。尤其是今天当中国在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邓小平和西方“求同存异”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在国际舞台上，“同”要强调，“异”要承认。今天和西方之间的很多“误解”和近年来光强调“异”而避谈“同”，无疑是有关联的。

第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剧变的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但同样，作为大国，中国也需要国际主义。各种区域和国际秩序都可以被视为是“公共服务品”，大国必须出更多的力来提供这些公共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类“公共品”。实际上，包括中国本身的“开放”也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品”，而并非简单的内部事务了。简单地说，没有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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