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美国出版了题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的著作。这本书马上被翻译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后，这本书一直是日本最畅销、由一位西方学者写日本的著作。

不过，1986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便经历了从股市、房市经济的“腾飞”到经济泡沫破灭的全过程，惊心动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学者琼恩·沃罗诺夫（Jon Woronoff）写了另一本书来回应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书名叫《日本什么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说，日本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义所说的那样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议的。

傅高义在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时说，主要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那么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得很快等等。

傅高义认为，总结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日本第一》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日本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在东亚，这本书也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荐给公务员的必读书。这本书带给日本人的“自傲感”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日本的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变得洋洋得意起来，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与其说是经济稳定下来，但不如说处于长期的“滞涨”阶段。

诚然，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讨论的。傅高义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人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实际上，在2000年，傅高义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不过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罢了。这本书叫《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总结了美国人在哪些方面已经从日本学到了教训，同时也开始讨论日本本身可以接受的教训，提出了日本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自身而继续强大的建议。2016年，日本的一个出版物出版了一期题为“205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顶端强国吗？”的专刊。在专刊中，傅高义仍然表示乐观。

傅高义一直高评价日本

一些人批评说傅高义“忽悠”了日本。不过，总体上，傅高义对日本的评价是客观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们尤其是在亚洲对日本总有过高的期望。很多对日本的批评就来自这种过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会欲望低下，但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日本并不例外。实际上，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问题并非那么严峻。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会”。

傅高义本人也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但随着国家的继续崛起，很多中国人变得自傲起来，觉得日本经验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连美国都不须要重视了。直到近年来大批中国消费者蜂拥至日本购买各种日本制造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他们才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竟然缺失了这么多东西。傅高义有关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傅高义非常谦虚，他并没有多说中国可以在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很多年来，他一直关切中、美、日之间的关系，论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关系的大作，从隋唐讲到现在。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傅高义的诸多作品，不难从中得出中国可以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怎样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应付本身崛起的环境。

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被中国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说是和平的崛起，这不仅因为日本二战之后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其他国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让其他国家接受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借鉴日本时须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