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人类聚集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风险？主要为了规避暴力；一个国家进入开放秩序，跨越难度超过中等收入陷阱等流行语，有三个临界条件。

每年都被宣称为是不平凡的一年，诸多观点对立的展望，让人想到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2019年不少人时髦地提到小趋势（Microtrends），事实上，未来其实是一个宏观周期影响更为深渊的时代，小趋势远不如长趋势或者说大趋势（Macrotrends）影响巨大。因此，如果就当下谈论当下过于模糊，不如退后一步，目光投向更远的时间之中。我们不妨以哲学初学者的姿态问以一个问题，人为何聚集为社会或者国家，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风险？

在过去，主流观点偏向于前者，认为人类聚集在一起构成部落乃至于现代社会，更多动机是出于发展，比较前沿的研究则指向了后者。最典型就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他晚年研究主要方向就是关注暴力。

历史进步背后的暴力动因

诺思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约瑟夫•瓦利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巴里•R. 温格斯特合作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他们将暴力问题置身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背后，其实是暴力如何被约束或者说垄断的进程。这一过程中，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诺思在《暴力的阴影》一书从历史以及政治视角来切入，揭示人类一万年以来的历史，首先是解决暴力问题，其次才是发展问题。暴力部分是人类天性，但暴力的使用往往又需要情景，也是也往往被各类组织和机构鼓噪。

这一理论是诺思晚年学术兴趣所在，我认为也是他最被忽略又极为重要的一面。他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秩序、限制进入社会秩序、开放进入社会秩序三种形态，社会按照三种秩序之一被组织起来，而社会成员分别拥有不等的权利来“进入”到这种秩序中。

不同的秩序，不同的国家

根据秩序的不同，国家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国家，一类是现代国家。自然国家中，社会秩序常常为有限准入秩序，对暴力的限制是通过对经济的政治操控而产生的特权利益来达成。如学者史蒂芬•平克等研究指出，从暴力死亡率来看，人类死于同类比例大于其他死因比例，而且在农耕时代最大特点就是降低了原始时代的暴力死亡率。

可见自然国家的出现，不仅一度改变了人类历史，而且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自然国家中。其秩序安排而言，一方面使得暴力不至于被强势个人所滥用，但是同时特权往往意味着精英或者特定阶层才享受更多权益，这其实又会阻碍社会发展，这种模式是一种前现代社会。在现代国家中，社会秩序体现为开放准入秩序，对暴力的约束是通过开放经济与政治组织的权利，这使得个人权利得到保证，又可以培育政治与经济的竞争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目前多数国家已经跨越了原始社会秩序，但是多数国家还是处于有限准入秩序状态。诺思指出，大约有25个国家和15%的人口生活在权利开放社会中；另外175个国家和85%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自然国家中。秩序更多是社会运行的结果，开放社会和自然国家不同不仅是秩序的不同，也体现对于暴力、组织、租金等运行模式的不同，“自然国家利用政治系统来规制经济竞争和设立经济租金，而租金支配着社会关系、暴力的控制和社会合作的建立”，对比之下，权利开放社会是通过开放“进入”和竞争来给社会关系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