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防“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马国川：进行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能避免“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的声音不断增强。日前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余永定就呼吁实行“双扩张”，保持经济必要增速。这种观点引起社会的热议，赞成和呼应者颇多。主张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认为到了必须出手遏制经济增长下滑态势的时候了，必须把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作为首要目标，否则大局堪忧。

与此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稳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只是与“双扩张”相比，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决策者必须保持定力，克制对刺激政策的冲动，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断不可为。

第一，实行实施“双扩张”不会有明显效果。2009年政府采取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政策，虽然将下滑的经济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维持了两个季度，随后就掉头直下。此后，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增长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三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的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事实上，2018年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已经超出了四万亿，被坊间称为“新版四万亿”。国家发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动辄以百万千万亿计。可是结果不如人意，继续加大刺激会有效果吗？

第二，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对症下药，加大剂量也不会有效，反而会加剧病情。过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杠杆，使风险加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个百分点。在大力“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一旦实行“双扩张”，杠杆率一定会飙升。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就蹲在那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以“保持积极稳定”为理由的“双扩张”，会让各级政府积极将主要精力用于“扩需求、保增长”，而不是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也很难进入民营经济，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房市、股市。积极财政政策会集中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更大的问题是让本应该限制权力的政府进一步扩大权力，更难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