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后，处于应对危机冲击的需要，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中国在调控上先天具有执行力强的优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干预力度，使得美国错误认为中国正在走上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从经济管理模式看，中国选择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显然比凯恩斯主义有着更为普遍的政府干预。因此，在经济思想连续图谱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模式的分布间隔，要远比同属西方经济思想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遥远，因而也存在着更大的冲突。

按照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从低到高的经济思想分布为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主导模式，中美正处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两端。

中美经济思想差异和国际竞争加剧局面，使得海外审视《中国制造2025》时，对其中的政府作用，尤为关注。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国家计划、产业规划是可以有的，但政府不可界入对经济过程的调节（认为政府界入将导致竞争不公和权力集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是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金融的信用扩张能力受到破坏，因而对政府对经济运作得直接干预相对较少，如美国的货币乘数速降到不及危机前的1/3，因此西方的应对之道是QE；另一方面，西方在全面深入反思危机成因中，愈加坚信自由经济思想的正确性。

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加深和显著成效，亦加深了海外对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忧虑，并深感中国发展模式对其发展模式、主流思想甚至价值观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就被解读成了国家干预经济运作、创造国际经济竞争不公的国家发展规划。

如何让西方接受“中国2025”？

可见，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本质上在于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未来方向的担忧。西方基于他们自身的冲突发展观，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理论，认为中国将强化集权与控制，以谋求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将中国反危机期间政府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行为，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常态化倾向。

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指出，中国将继续改革已推进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实际上表明中外经济思想有着靠拢的趋势，表明中国愿意解决发展认识分歧的态度。

让西方接受“中国制造2025”，首先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不会变，中国绝不会再走回头路，搞集权式的集中管理经济发展模式。西方也应该明白，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中国转型升级必然引起国际分工和产业分布的格局变化，不是中国进入引起的竞争增加，就对全球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要让西方明白，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会谋求非公平竞争优势，中国不会寻求非效率竞争的形式，实现产业升级。对于国家扶助产业发展的作用，西方世界对此也是抱高度认同态度，实际上也一直未有停歇，西方思想界对此早已发展出了各种包含政府作用在内的诸多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如波特菱形理论等。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内部要更加坚定地推行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尤其是要推进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和法律落实，在全社会加快确权工作的推进。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偏离既定的经济市场化道路：中共18届3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共19大进一步提出要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世界终会明白，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将极大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对全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