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绝然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是政治人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便是明天的“敌人”。

离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业家，但更可以葬送企业家。实际上，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不过，很可惜，中国的企业家离社会实在太远。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这些年来，尽管“公司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的企业界，但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做是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在做给政治看的，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但社会也被破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保护社会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当政府和企业都不仅不保护社会，反而破坏社会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样子。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企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作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

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情都敢做。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和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和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社会环境制约企业发展

诚如前面所说，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大多是企业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有效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就必须改变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的转型是关键的。在中国，政府本身是企业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光有企业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善营商环境。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等。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但仍然处于两个极端。对自由派来说，是私有产权；对左派来说，是国有产权。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结点。

经验地说，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都需要明确化，都需要得到保护。近来人们开始讨论“中性制度”的确立问题，但在意识形态、制度和政策各个层面来实现“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样，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刚刚有了点意识。之前，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如果上述这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还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例如确立可行的税收制度，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如果企业不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只有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规则。在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和英国人开拓世界市场，破坏了原来的市场规则，确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不过，当时的世界处于“弱肉强食”时代，“适者生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来抵抗这些列强的强盗行为。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通过长历史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市场规则。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但不管怎样，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都不足以开拓海外市场。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在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挑战几乎就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过，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认同建设最为重要。如果企业家群体不能成为一个寻求独立的群体，而继续是权力、官员和政府的附属物，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拯救不了企业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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