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如果根据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人们可以说，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没有国家的崛起。近代以来，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还是后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从反面来说，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不说久远的历史，苏联的崛起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尽管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和西方的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

类似地，二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即使政治领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经济发展缺失主体，国家崛起计划只好付诸东流。历史地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政治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支撑，便往往是无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为商人群体居多，而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更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一切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和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表现出至少如下特征。（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特征也表明了这个群体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企业家所处的环境造就了这些特征。）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的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于技术的企业家，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小。

这些年，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电饭煲等，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制造优质的马桶盖和电饭煲，而是没有工匠精神，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但对技术和技术的改进仍然处于漠视状态。中国已经远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是“组装大国”。今天，很多企业深刻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因为一旦发生技术冷战，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为了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但在实际层面，“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红顶商人”层出不穷。商人只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权力，和权力拉上关系，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再者，商人这样做也是有经济理性的，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企业家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充其量也一直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是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官员有“潜规则”（金钱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描述的便是这种情形。但很可惜，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理论上说，在商业社会，消费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实际上，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这些年来，商界充斥的丑闻（毒奶粉、疫苗、食品、假商品等等），无一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尽管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庞大经济体的支柱，但仍然没有实现其消费权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