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在价值观上和世界主流兼容。五跨的大国兴替，在近代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一次交接——大英帝国让位于美利坚合众国，得益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历史渊源，中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防止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对抗，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国威胁论”的一大根源，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威胁。只有强调价值观上的相辅相成，方能减少“异类”的隔阂。

对西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不是反对而是超越，即在实践这些价值上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同时引入其他一些能广为接受、能更好促进发展和稳定的价值。反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超越才能引领国际社会舆论，增长软实力，化解遏制和对抗，实现和平崛起。

第三，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转到西方国家，以求达到共存共治共享的目的。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道合作干几件全球治理方面的大事。只有共同事业的纽带，才能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控制中美关系的主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机会有很多，比如反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朝核、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联合国改革、维和行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

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扩大为世界经济相通相连、基础设施建设的事业，让发达国家充分参与。

对美国采取攻势是不智之举，但中国绝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蕴含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道路、制度、理念和文化上都有许多优势。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和总结中国的经验，并且往往比中国自己总结得还好，因为他们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说教的干扰。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有借鉴的价值，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

今后，在力量对比更有利于中国时，他们也会更乐意倾听。资本主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遭遇的结构性困难，造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好的消息。

但中国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因为中国也没能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债务问题等，维稳也过度依赖高压。社会主义扬弃和取代资本主义是个长期、充满探索的过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在摸索和总结中，逐渐形成和认识自己的优势。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中国才有话语权，才能为世界做贡献，中美双方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形成建设性的互动。

“百年不遇的变局”需要的不是以“定力”为借口的不作为，和“四个自信”掩盖下的守旧，而是积极进取、主动变革，而且是大幅度、升级式的变革，尤其是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目前面对的巨大压力，也给中国一个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动力。提升后更强的兼容性，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