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陆定一被批斗八九十次，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老部长这么写，秦川就敢这么登。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陆定一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在党内老同志支持下，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左”的先声。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胡耀邦在前边冲锋陷阵，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在后边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重见了天日：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受“四人帮”迫害的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2月26日《人民日报》）

而老作家巴金从1978年岁末开始，在上海寓所沉静地写作《随想录》，在“文革”中失去爱妻萧珊的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在整个国家上上下下清算历史的同时，体制内有识之士已经放眼世界向未来。

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文章（2008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1978年五六月间，他率团访问西欧，为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达而震惊。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谷牧的汇报，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了。谷牧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对东北地方负责人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封面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推荐语：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作者：祝华新，中国著名媒体人 来源：党报旧闻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