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节点，似乎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去了。但在过来人心目中，1978年是铭心刻骨的记忆。瞻念2019即将到来的“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讲话），逝去的历史记忆弥足珍惜……

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这一年的变化，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祥和。人民日报三中全会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1978年12月25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进北京王府井，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的涉外宾馆。 配合紧锣密鼓的中美建交谈判，人民日报刊出副刊文章《大豆与中美科学交流》（1978年12月25日），介绍说大豆的故乡在中国，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文章配发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日本电影《追捕》来了。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会陷害而逃亡。牧场主女儿真由美，从感激杜秋的救命之恩，到义无反顾地相助杜秋。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秋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整整一代年轻人，为这样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并怦然心动。

《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吐槽”，过去视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甚至会被当作反动观点给当事人带来不测。《中国青年》杂志却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杂志社。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数学家在人民日报占据了两块整版，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接着，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1978年夏，由胡乔木提议，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合作，在人民日报社9号楼创办新闻系，招收新闻研究生，全盛期在读生多达200人。我有幸于1983年秋进入九号楼读研，1986年毕业后直接分配进人民日报。现在想来教学团队豪华到奢侈！人民日报社领导和一批延安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报人带头讲课，胡绩伟讲拨乱反正，王若水讲人道主义哲学，田流讲采访，范荣康讲新闻评论学，刘宾雁讲报告文学，钟立群讲版面设计，还有雷洁琼教授讲社会学。研究生也大多具有新闻工作实际经验，又经过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训练，淬火磨砺，终成大器。9号楼3年熏陶，走出了后来的党报社长、副总编、名记者、名评论员，还有传媒上市公司董事长等。

更多的官场博弈，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较量，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但每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意识到除旧布新的艰难和改写历史的豪迈。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