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挤出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养育孩子的额外成本过高。从家庭支出角度来看房价问题，当然会挤占抚养孩子的收入。只是在这里，房产相关的支出不仅只是一种成本，房产本身作为资产而言还具有财富效应，并非绝对的支出成本。财富效应一方面表现为资产增值有助于提升消费意愿、资产变现可以获取更多收入，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以继承资产。房产对于生育意愿同时有促进和降低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除了少数中国一线城市的特殊情况外，欧美及日本诸国的平均房价水平及房贷支出负担并不比中国低。2017年，中国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8.85、三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7.19（Wind统计），同期美国54个样本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8.0（statista统计），日本都市圈每平米房价与年均可支配收入持平（statista统计）。再从居民杠杆率上来看，以家庭债务/GDP衡量的杠杆率中国为48.4%，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6.1%。

考虑到上述因素，房价水平并不是中国生育率低于欧美和日本的主要原因。欧盟是高福利低生育的典型，但实际上欧盟国家之间的生育率水平也有较大差别，西班牙的生育率仅有1.3，但是英国的生育率为1.8、法国生育率则接近2。欧盟内部生育率的差别与社会保障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总生育率超过1.7的国家，其公共社保支出普遍超过了GDP的20%。

这里的公共社保支出，是指由公共部门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的教育、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支出。公共社保支出，是衡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水平的较好指标，因为它剔除了类似“五险一金”等由工资扣除的部分，直接衡量了政府收入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包括五险一金等社保支出在内，中国的总社保支出GDP占比约为11%，其中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部分约为53%，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仅为5.8%左右。而在占GDP5.8%的公共社保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又超过了4%。也就是说，政府在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方面所做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不到GDP的2%，而与此对应的，仅税收收入一项就占去了中国GDP的20%。相比较欧盟国家平均超过15%的公共社保支出水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社保支出过低，不仅使得居民只能实施更多的自我保障从而对生育谨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产品的供给过少，造成公共资源或者分配不平等，或者价格高昂。两方面共同起作用，居民即便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也不敢采取行动，生育率过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房价过高是直白易见的，人们更有切身的感受，而社会的转移支付机制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普通人认为房价过高是挤出生育率的主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者和决策者却需要更宏观和更深刻的视角来理解这一问题。而当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将教育、医疗和养老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这样公共社保覆盖率低也就成了发展的优势，这样的学者不仅经济学水平糟糕，而且对普通人的生活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同情。

最后的问题是，提高公共社保水平就一定能提高生育率吗？日本的经验是，政府在近十年里不断降低家庭的生育支出，完善公共保障体系，阻挡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且略有回升。即便提高公共社保水平不能提高生育率，在宏观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忽视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注：作者是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