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一个流行论断是，高房价和还贷压力是导致中国人生育意愿降低的罪魁。但找错了原因，也将很难找到正确解答。

据最新地方公布数据加总，今年中国新生儿出生数或会低于1500万，这意味着今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0‰，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统计中上一次新出生人口不足1500万的年份是1961年，那一年中国还处在大饥荒的尾部。即便考虑到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口增长率自然降低，那么按照1500万新生人口估算的中国总生育率刚能达到1，约为一对夫妇一生仅要一个孩子，这个数字已经远低于日本1.4的水平，比之人口结构稳定更替的2.1的水平更是差了一倍。

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计划生育贯彻严格的1980、90年代，即便剔除数以十万计的黑户新生婴儿，年均新出生人口也超过了2000万的水平。而当前社会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不由得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过快消失的讨论。其中一个流行的论断是，高房价和还贷压力是挤出人们生育意愿的罪魁。

但是，如果针对一个问题找错了原因，那么也就很难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案。如下图所示，以近20年的宏观数据来看，房价、经济增长率和生育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房价快速跳涨发生在2009年之后，生育率则在近二十年内在11‰至13‰的低水平上呈现稳定，最近的下降发生在2017年，因此高房价挤出了生育意愿的说法从宏观数据本身来看并不成立，至少并不直接。

值得指出的是，上图所用生育率统计出自世界银行，统计部门的调查生育率则远低于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更接近计生部门的统计，而调查生育率则更接近实际状况，也正是在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了调查生育率的数据统计。即便按照世行的统计数字，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和日本相差不多，低于美国及OECD国家，更低于印度及全球平均水平。

而若按照图中短黑线所示的调查数据，中国生育率不仅长期低于OECD国家，并且在2010年已经低于了日本，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意味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要比想象中严重的多，快得多，但是政策上的反应却慢得多。日本的老龄化和低生育水平不仅带来了接近于零的经济增速，更带来了社会总储蓄的不足，如果没有大量的日本海外公司将利润汇回日本，以及日本政府的高负债用于公共支出，日本社会将远不及现在稳定。

根据贝克尔等人的观点，生育本身是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与妥协。在经济增长初期，人们的收入基数往往较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生育更多子女可以为家庭内部增加更多收入机会，抚养老年人的平均支出会降低，因此生育意愿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抚养子女的成本较快增长，养老等支出更多依赖社会化的收入转移，个人不再那么依赖家庭，而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比以往更多，那么生育意愿则会因此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