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2019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德国基民盟领导人职位，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届满，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民众支持率陷入低谷。三大核心领袖人物作用的式微，将进一步削弱欧洲团结和改革的阵营力量。基于以上风险因素，IMF将2019年欧元区实际经济增速下调至1.7%。

就日本影响因素看，为增加收入，日本政府决定从2019年10月将销售税从目前的8%提高至10%，企业经营成本相应增加已是铁板钉钉；另一方面，为应对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日本的社会化福利和医疗支出成本空前增加，2019财政年度将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达到创纪录的102万亿日元，产业扩张与设备更新投资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分流之痛。此外，日本国内劳动力供给半径非常之小，外向型用工成本日渐增升。同时，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宽松度几乎到了极限，进一步可以延长的经济政策杠杆也十分有限。据此，IMF与OECD共同认为，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料下滑至1.0%。

就新兴市场影响因素来看，一方面，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受到美元扰动特别巨大，而且全球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数额，已经连续三年处在下滑通道，2019年可能还会继续，流动性不足将成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财政赤字率已处在10年来的高点，而且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发行量相对比重也攀至50年来的最高，国家债务负担明显超重，赤字压力显著加大，一些财务能力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着违约的风险。

此外，产业结构失衡、外贸依存度奇高及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矛盾，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还在固化，经济增长的弹性空间非常狭窄。动态观察，新兴市场的制造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下探，并在2018年末接近荣枯线附近，而且未来还有下行压力，除了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有望维持较高增速外，其余国家都将面临增长乏力乃至经济失速的威胁。按照IMF的判断，2019年“金砖四国”GDP增速将放慢为5.2%，而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幅度则只有4.7%。

对于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来说，应对新一年经济减速的共同挑战，完全有必要在宏观政策的策应上保持节奏与步伐的基本一致，包括谨慎实施货币政策，重建财政缓冲机制，通过改革提高增长潜力和营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在面对彼此利益冲突与矛盾化解时，各国必须抵制与摒弃内向型思维，并力争在开放与平等对话中寻求共识与共进，力克国家之间以及全球经济的过度失衡。

此外，无论是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性问题，还是破解不同经济体贸易关联难题，各国都理应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第三方世界经济组织的权威性与完整性，并在这些组织的有序协调与斡旋中，寻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财政赤字率已处在10年来的高点，而且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发行量相对比重也攀至50年来的最高，国家债务负担明显超重，赤字压力显著加大，一些财务能力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着违约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