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新阶段”的变化，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几年来过于“要强”，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导致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低调谋发展，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对此您怎么看？

杨光斌：这种看法就是把美国人当傻瓜了。其实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的很多精英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而是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或者说，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面临最迫切的冲突当然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他预测下一个世纪初这两个文明就会爆发冲突，这一点他判断得很准确。

但同时他认为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伊斯兰文明一是不团结，二是没有核心大国来挑战美国。亨廷顿借用李光耀1994年的一个定位，他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

所以亨廷顿和李光耀一样看到了中国的规模，以及这种规模可能带来的对于西方统治的世界旧秩序的挑战，所以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序言中这样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所以90年代中期美国那帮保守派战略家都看到中国规模带来的影响，他们主张遏制中国。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一个主张“在接触中改变”的自由主义派，另外就是9·11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2001年打到2015年，为中国谋得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简单地将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结于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口径，这种看法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另外，我认为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对国内政治而言也没什么可挑剔的，而且这种“厉害”表现为国家实力来说还是有所节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二战之后一百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宣传一下，对国内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

但是，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从20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的规模上来以后对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来源：观察者网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