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两个大国的关系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当前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

迈入新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从文明冲突和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解析中美关系。

观察者网：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下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光斌：首先，我们来谈一谈40年前中美为什么会建交。可以说，40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选择。

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来说，当安全需要首当其冲的时候，价值观、意识形态就可以放一放。1979年正值冷战的高峰期，中美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安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40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总统上台的头两年，1982年-1983年，给两国关系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在他1984年访问中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在整个80年代都维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种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的关系。

其间中美双方有很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美国一些很高端的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导弹技术都曾在这个时期转让给中国。美国在80年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给美国的对华贸易、对华投资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国开放之初美国人说你们没有专利法，不能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当时我们就迅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中美一直维持在一种“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其间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中美双方各种势力都在努力调整，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1989年-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整体震荡，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对于美国来说，安全的威胁没有了，意识形态便提升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在90年代初的几年，美国一直是在人权等等方面为难中国，把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挂钩，每年都有这样的风波。但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年努力做工作，不让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中美关系在整个90年代都在调整当中。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是从两国战略的高度最终大事化小，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我个人称之为“新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两国习惯于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期望在接触中改变中国。但是2015年之后，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可能都达成了共识，转而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对抗。

有人称之为“新冷战”，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新阶段”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怎样发展是有弹性的，有时可能对抗，有时可能合作，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个定位来表述这个时代，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