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2018年12月以引渡正在被调查的刑事案件嫌犯为由，通过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根据1976年生效的《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引渡条约》（《美加引渡条约》），加拿大可以根据美国的紧急请求抓捕嫌犯，但美国必须在45天之内提供相关法律上的证据文件，否则加方就必须放人。

由于孟晚舟尚未被美国定罪，美方需要提供对案件事实的描述、相关的法律规定、拟提起刑罚，以及美国法官签发的正式逮捕令。虽然孟晚舟已于最近获得保释，但接下来如果美国正式提出引渡要求，而被引渡人选择提起司法审核，引渡程序则可能旷日延年。

就实体问题而言，《美加引渡条约》和加拿大自身的《引渡法》都有“双重有罪”的规则 （the rule of double criminality）。据此，如果美国以被引渡人触犯了美国法上的某个罪名提出一项引渡请求，加拿大一方必须确定被引渡人的行为，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也构成同样罪名，才可以同意美国的引渡请求。

美国此次对孟晚舟提起的罪名巧妙地做了包装，并没有直接以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案（大概是担心加拿大法律）为由，向加拿大提出逮捕请求，而是指控华为欺诈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金融机构，而孟晚舟曾经代表华为亲自做出陈述，声明华为及其当时的子公司星通（Skycom）在伊朗的运营，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令，据此孟本人的行为构成欺诈。

根据加拿大自身的《特别经济措施法》（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ct），企业与加拿大政府所制裁的国家（包括伊朗在内）进行交易，确实构成犯罪；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不主张长臂管辖权，该法案的属人管辖权，仅仅及于加拿大国民。孟晚舟如果没有加拿大国籍，则不构成违反加国相关法律的前提条件。另外，根据《美加引渡条约》，如果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罪名“具有政治性质“（is of a political character）, 加拿大也应该拒绝引渡。

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判断，如果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依法行事，并且走完包括司法审查在内的所有程序，孟晚舟引渡案将是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最后的引渡与否的决定，仍然要由加拿大司法部长乔迪·威尔逊-雷布尔德（Jody Wilson-Raybould）依法综合考虑法律、人权、政治等因素后做出，但被引渡人也仍然可以向法院上诉。

就美国法而言，这个案子在实体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美国检方非常随便地“撩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直接追究公司高管的个人责任。这在追究法人犯罪方面是罕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公司或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所在皆是，如果受到有关司法部门的追究，企业也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但是，除非企业高管或其他员工个人也直接犯罪，否则只会追究公司企业的责任，而不会罪及个人。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所指出的，“美国很少因企业涉嫌犯下的罪行，而逮捕它们的美国或外国高级商务人士。企业管理者通常因个人涉嫌犯罪（如贪污、贿赂或暴力）被捕，而不是所属企业涉嫌的不法行为。” 此外，“孟晚舟被指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问题是，还有许多（美国或非美国的）企业也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制裁。例如，2011年摩根大通就因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和苏联的制裁，缴纳了8830万美元的罚款，其首席执行长戴蒙（Jamie Dimon）可没被人从飞机上抓走并羁押起来。”（杰弗里.萨克斯：“美国的反华为战争”，译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8年12月27日。）

法律与政治不必互相排除

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舆论的众说纷纭之中有两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一个说法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这完全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是美国试图扼杀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冷战行为，而加拿大在其中的角色无非是美国的“走狗”，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打手，因此中国应该上下一心，以强硬手段回应美国及其盟友的挑战。第二种说法是，加拿大应美国之请求逮捕孟晚舟，这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法律行为，中国不应该将该事件政治化，而是应该积极应诉，尊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程序，相信他们的司法独立，所谓“用法治之战化解华为危机”。

本文不评判这两种说法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念，但是，纯粹从事理的逻辑和法律技术角度来看，这些说法虽然各自携带能自圆其说的“大义”，但是都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事情及其关联，而且也混淆了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角色和功能。笔者认为，华为作为一个企业，必须“在商言商在法言法”，走法律应对的路子，聘请律师将法律程序走到底，一切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据理力争。但就中国政府而言，并没有义务遵守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以及美加引渡条约，中国以外交和政治的手段去应对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