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至少有两个动机。

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

第二个变化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工人阶层满足利益的过程。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均衡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

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19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

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特（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特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不过，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

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

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

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到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到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困难重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