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困境

时间:2018-12-26 08:2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什么?尽管表面上看是实足的贸易战,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产物。正是因为具有文明性,这两种模式都具有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怎样的竞争和冲突,谁也改变不了谁,各自都会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表现为两国之间,但根源来自美国内部体制,是美国内部体制消化和应付不了其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而执政者把此“外化”为贸易战。

无论东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是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个领域中的其中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千丝万缕,共生共存。

不过,在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家庭被视为是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即开始把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到了欧洲称之为“黑暗时代”(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

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的形成的动力。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

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欧洲,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政治权力和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

政治权力“中央化”的过程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充满暴力。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则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随后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而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而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再者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起源于欧洲。无论哪里,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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