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社

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中，有关于“票证经济”的论述：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中国的票证，像我这样年逾50，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大都经历过票证为代表的短缺经济时代，对票证所带来的“短缺人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票证曾经被中国老百姓视为“第二货币”，并因此成为与人民币平起平坐，甚至比钞票还珍贵的“生命票”，演绎了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造就了许多人的凄苦人生。

从下面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方寸票证中的“乾坤世界”：

其一，中国新疆曾经发行1厘米的布票，也就是凭此票才可以买到1厘米的布，连中国妇女“三寸金莲”的鞋面都不足以覆盖。据悉，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布票，曾获得健力士世界之最。

其二，虽说北京冬储大白菜是短缺时代的产物，但毕竟没有票证约束，但是，当年南京市蔬菜公司发行的票证中就有“大白菜票”，即便拥有此票买到了大白菜，但是，没有“腌菜票”，也不能配套使用，买了大白菜也是白搭。

其三，即便作为当年的“自行车王国”，中国对自行车购销是严格管控的，如果没有票证，三大著名国产自行车品牌：“飞鸽”不能“翱翔”，“凤凰”不能“展翅”、“永久”更不能“贴身”相伴了。连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也都是和妻子骑车在北京街头逛胡同，彼时的三大品牌自行车，被中国人视同类似今天国人私人所拥有三大品牌汽车奔驰、宝马和奥迪。

票证何来？中共建国伊始，从“抗美援朝”尾声的1953年开始，中国的粮食问题成为新生政权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年粮食年度为61:39；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为56:44。

到了1953年，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加剧了，农产品成为稀缺资源，甚至一度引发粮食危机。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陈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

最后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经过权衡利弊，参考英国经验以及战时经验，向中共高层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就是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在那个年代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大大提高了供给保障能力，并促进了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

至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票证，还要提及一份文件：1955年8月25日，中国国务院第17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由此，首先是粮票进入中国百姓人家，然后是前述提及的各类票证，全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演绎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实质是短缺经济的“票证经济”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短缺经济的消失，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40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幕。

前述了中国为何会形成票证，带来票证经济，下面将说明票证经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助推作用如何？探讨这个问题，依然具有启迪和反思作用。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上世纪8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的著作《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进入中国经济学者的视野，由于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甫一出现，就引起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并一度被一些经济学者奉为圭臬：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软预算约束……，等等，将当时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问题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时间，经济学界里，“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成为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