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国过去40年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旧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支撑“中国奇迹”的机制已失效。随着民企大发展与合法化，一些新的制度基因正在萌动之中。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称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指的是不可复制的现象。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曾经历过高速经济发展。因此，经济高速发展本身很难称为奇迹。真正的中国奇迹，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不合法到合法、从无到有的巨大发展。

为什么民企的大发展在中国可以被称为奇迹呢？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禁止私有经济。全部资源，都完全由政府自上而下控制。在没有解禁的条件下，许多地方政府，违反当时的党纪国法，暗中掩护甚至支持当地的民企发展，不仅帮助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为后来的民企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至最终做大做强的民企，获得了完整的合法地位，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这个“奇迹”的产生，是一些中国制度基因的成分催生出来的结果。

当我们观察制度演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长时期制度演变中，有一些基本制度成份会不断自我复制，因而重复地出现。我把这些不断自我复制的成份称为制度基因。之所以这些基本制度成分会不断自我复制，往往是因为这些成分决定了制度主要当事人的自身利益。

以下，我概要解释中国经济改革40年的起点，它继承的部分制度基因，以及这些制度基因在造成这个“奇迹”中的作用，作为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

改革的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以全盘苏化的方式，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但是，经过1957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制度系统地偏离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而变成了向地区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简称分权式极权制。在党政军意识形态方面，这个制度与苏联式的极权制相同，极度集权。但是，在行政、经济管理和资源配置机制方面，这个制度则高度向地方党政放权，把中国经济建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行政管理经济（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结构和操作上都基本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正是文革的结束。文革遗留的制度遗产，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制度。

为了迅速摆脱文革带来的灾难，为了在灾难中寻找出路，在改革之初，中国紧密追随中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等。在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邀请东欧的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来中国，向中国介绍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团去中东欧国家学习。

这些中东欧国家改革的基本想法是市场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由市场运作完全取代中央计划，但不改变资产完全国有的制度。1968年，匈牙利率先放弃中央计划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其他中东欧国家和苏联跟随其后。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限制，所有这些国家的改革都禁止私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不幸的是，在经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所有坚持全面国有制的中东欧国家都承认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失败。而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允许私有企业发展。他们普遍认识到，所有制改革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变。这正是导致1989年到1992年之间，所有中东欧和苏联国家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因。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很多人把中东欧以及苏联1990年代开始的转轨，和1990年之前20多年的改革混淆了。所谓转轨，是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彻底失败、整个系统已经崩塌的基础上，转变基本制度的轨。只有在转轨时期，才有私有化，才允许私有企业发展。那些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很多人将转轨中的经济衰退归罪为休克疗法等政策。而实际上，20多年的改革失败，不仅导致国有制度的崩溃，而且积累了足够多的债务，为经济衰退埋下了祸根。

回到本文“中国奇迹”的出发点，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中东欧和苏联，20多年的改革，严禁民企发展，直至全面崩塌后才不得不转轨？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起始于步东欧国家之后尘，然而，学生超过了老师，民企居然在非法中长大，变成了国民经济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