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日本必须在协调同盟关系的同时，以客观、公正和以事实为基础的方式对应美国压力，确保中日关系不受大的干扰，避免一味为了同盟而牺牲了原则。

日本的新指针不应该是一个“政治定性”的文件，而应该基于有说服力的分析基础上，例如说明如果使用了中国公司的通讯产品，将会有什么样的具体风险。

否则，中国将会强化日本仅仅是一个不值得在战略上重视的“美国的小伙计”的认知，而且中国和日本企业也会感到很困惑，从而影响双边经贸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中日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都将会动摇。这对“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也绝非好消息。

第二，日本可以同中国共享自身的经验，更好地对应美国的压力。1980年代，日本的东芝公司曾经因为向前苏联出售的产品中，含有了美国认定的敏感技术，而受到美国的制裁。

这说明美国对于跨国企业的规制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同盟国家，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在这方面，日本有过不少的经验，有助于中国更加有技巧地对应美国压力。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须积极主导跨国公司经济活动国际规则和规范的讨论进程。

究竟什么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投资不被允许，什么产业能够开放，什么不能够开放，什么叫做国家安全敏感技术，什么不是，这些定义都没有国际标准，而是按照各国（主要是美国）自身的定义在进行，而各国政府的决定，则受制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大环境，具有很大随意性，非美国的跨国公司实际上成为了国际经济中的“弱者”。

在谈及日本可能与美国一样，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国家采购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产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这既是对日本的告诫，同时也是期待日本为国际经济秩序走向更加公正和公平方向上发挥积极作用。

可以说，华为事件以及中美规则战，对于日本、中日关系和世界经济秩序重建，都是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

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高科技之争，而这个背后又是规则之争，美国一直强调要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华为事件”可以看成是美国为了维护“规则和秩序”的“执法行动”，并要求其盟国也参与，可以说贸易战开始上升为规则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