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前些年，法国19世纪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法国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突然在中国大热起来，一时洛阳纸贵，“托克维尔”几乎变成了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不过，发热快，退热也快，没过多少时间，今天就没有多少人再谈论这本书了。很可惜，这实在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因为如果说人们“学到”了这本书的“精神”，那么其结果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来，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想改革但没有改革。

围绕托克维尔这本书，中国所展开的讨论的核心便是要改革还是不要改革？这个问题当然也并不是新问题，在1990年代初期（至少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就讨论过。当时，鉴于1980年中期的改革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些悲观的人就认为，中国这个体制改革要出问题、不改革也要出问题，但改革比不改革会出更多的问题。当然，这些人的认知日后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邓小平的“南巡”完全改变了1989年之后的局面，中国很快出现了被视为是“激进”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造就了今天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改革，很难想象中国在之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20来年之后，人们假托克维尔的作品把“要不要改革？”这一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再次面临“要不要改革？”困境。当时还是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向一些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具有深刻意义，因为托克维尔在书中讨论的是为什么法国会发生革命的问题。他的经典观察就是：“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的观察也适用于解释另一次革命，即俄国革命。俄国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俄国经济在1880年代进入增长周期，在1880年和1914年之间，俄国经济在欧洲国家中是其中一个增长最快的国家。并且俄国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起始于反对旧的体制。

“革命不是在事物变得更坏时发生，而是在事物变得更好时发生”，这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共识。但如果这是人们从法国大革命学到的历史教训，如果这个托克维尔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导致了既想改革但不想真改革的局面，那么人们是过于陷入悲观（正如邓小平“南巡”之前的很多人），要不是误读了托克维尔，要不是误读了中国的现实。

拿法国或者俄国说中国的事情，学术一点说，是从一个比较的角度看中国问题，非常有意义，但如果不能把握好，那么就会造成跳进别人思维的逻辑，失去了自我，造成一种思维或者思想的“殖民地状态”。

人们对托克维尔的误读是很显然的。托克维尔所处时代是欧洲走向民主的时代，他意识到“民主化”这个大趋势不可扭转。尽管托克维尔认识到“民主化”这个大趋势，但“民主化”对托克维尔来说，并非是一个价值判断。只有对追求民主的人来说，民主是一个价值判断，因为他们相信“新制度”（民主）一定会比“旧制度”（专制）好。

托克维尔观察到近代社会具有不同的政体，他认为民主社会有可能是自由，也有可能是极权的。美国民主和欧洲民主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不同的，德国和法国民主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同样，通往民主的道路也是不同的，既可以表现为革命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改革的形式，甚至革命的形式也是不相同的。

托克维尔的两本书谈什么

托克维尔一生主要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为《美国民主》，是其年轻为官的时候去美国旅行考察的产物。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自由的？作为孟德斯鸠的信仰者，托克维尔的分析几乎是“搬用”了前者在《法的精神》一书中的分析构架，即三个维度，包括：一、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二、法律和制度；三、社会因素：移民、习惯、宗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