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孟德斯鸠强调的是决定一个政体的社会条件，托克维尔强调的也是社会条件。一句话，美国是民主的，因为美国社会是民主的，而社会民主的前提是社会的平等。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社会的平等导致了社会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导致了政体的民主。

《旧制度与法国革命》则是作者为官之后的作品，也是从近代法国社会的形成来研究法国革命。《美国民主》还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社会是民主的？”，而《旧制度与法国革命》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国在争取走向民主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困难来维持一个自由的政体？作者在研究法国社会时，参照对象便是美国。的确，如果不能理解作者的第一本著作，那么就很难理解其第二本。

如同分析美国民主，在分析法国时，托克维尔也从社会阶级入手，阐述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在其看来，法国社会主要由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组成，它们是中介群体，介于旧制度和社会整体之间。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行政集权对法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法国的行政集权意味着行政的一致性，行政规则适用于所有角落，使得地方和社会缺乏灵活性，造成的结果便是缺少政治自由。

再者，到了革命前夕，那些老的社会群体尽管已经失去了社会的相关性，但仍然维持其特权，和那些新崛起的社会群体格格不入，并且旧社会群体（也可视为是社会既得利益）对国家如何治理不能达成共识。

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哲学家或者后来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营造革命氛围过程中的作用。在法国集权政体下，知识分子（也是新崛起的阶层）没有有效的参政机会，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政治的实际运作，便轻易地走向了“乌托邦”，认为新制度必然会比旧制度好，从而为不满旧制度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另一个选择，营造了革命气氛。

如果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作一机械的比较，那么的确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些年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很多现象，例如社会阶层的固定化、政府和社会的脱节、公共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和他们（左右派）所提供的乌托邦想象，等等。

但如果从这些简单的比较得出革命具有必然性的结论，那么的确人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就等待着事物本身的发展。不过，人们忘记了，法国革命与其说是“改革”的产物，倒不如说是“不改革”的产物。“不改革”是因为法国旧的既得利益认为形势不错不需要改革，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是他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缺失共识的结果。

“不改革、就被革命”的道理

退一步说，即使革命不可避免，但革命的形式是可以不同的，既可以有法国形式，也可以有英国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是可以化解的，而非“命定的”。要化解革命就必须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实现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果从托克维尔的作品来机械地解读当代中国，误读也成为必然。晚清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革命时代。但各种革命并非必然，革命的发生主要是“不改革”的产物。“不改革”则是“不想改革”或者“改革不动”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是这样，国民党的蒋介石也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所得出的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的结论，是对历史上“不改革，就被革命”现象的总结。

上面所说的由邓小平“南巡”引发的“改革”或者“自我革命”也是例子。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二战以来很多亚洲社会都是如此。二战以后，亚洲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旧制度变成新制度，但亚洲哪里能够找寻到法国式的革命呢？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只要有改革，并且改革的方法得当，那么革命就可以避免。

即使从比较大革命前法国和当代中国得来的那些所谓的“相似性”，也是极其肤浅的。例如社会的封闭性。诚如孟德斯鸠早就观察到的，中国传统上就没有“大家族”，即欧洲式的“贵族”。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所产生的“官僚社会”，有效地取代了欧洲式的贵族社会。

近代以来的长期革命更是消灭了本来就不那么强大的旧式家族。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形成社会固化这是需要观察和研究的，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两代人。有固化这个趋势值得注意，但说已经固化可能为时过早。

即使阶层开始固化，既得利益也在享受着更多的利益，但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既得利益是没有合理根据的，因为至少从宪法或者理论上说，政府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中国没有欧洲式的特权法律系统。

在制度层面，除了拥有将近9000万党员的庞大的执政党，中国具有覆盖整个国家的庞大的全国人大、政协系统，再加上其他各种类型的参政机构，例如民主党派、社会群体等等。这些都是现存的参政组织，至少在理论上说，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的问题。

从改革的经验看，中国也是可以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邓小平的“南巡”使得中国逃避了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陷阱”。“南巡”之后，通过发展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而“三个代表”作为一种“实践性意识形态”，则解决了新社会阶层的参政问题。之后，又转向社会改革，希望通过社会保护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些可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中国逃避“托克维尔陷阱”，而使得中国和东亚其他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多的相似性，那就是通过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即改革）促成政体的更加开放，使得更多的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简单地说，开放、法治、有序参与便是避免革命的有效途径。

历史是吊诡的。革命毕竟经常在发生，所以人们可以说“托克维尔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时，至少东亚发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无论是陷入革命陷阱还是逃避革命陷阱，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的路径。比较美国和法国很有意思，但不能用美国来解释法国；同样，比较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很有意思，但不能用法国来解释中国。

托克维尔是从法国本身找到革命的原因的，同样，人们也需要从中国社会找到可能通往革命的因素、找到避免陷入革命陷阱的因素。可以说，无论东西，“不改革、就被革命”的道理具有普世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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