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经贸关系的问题上，中方应争取一个对中国的发展持宽容态度而不是处处紧逼、层层遏制的美国。引导这样一个美国的出现，需要中方妥善处理美方的关切并达成适当的相互妥协。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并非没有妥协的空间。

一旦达成妥协，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新的规则和内涵下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互动的阶段——也就是一个新的范式。G20“习特会”后的三个月，既是中美解决贸易纠纷的关键谈判期，也是寻找新的经贸关系范式的起步期。

在寻找中美关系新范式的过程中，美方需要避免误读、误判和过度反应。中方需要承认自己的政策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并就此改进。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失败。中方一些人士的惯性思维，是把外界对中国的指责都笼统地归因于“不懂中国”或者对中国的偏见。这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很多人不懂中国，也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偏见；但也有很多人懂中国，不乏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讲好中国故事，应就事论事，坦诚交流，而不是轻易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智商。

就拿争取谢淑丽而言，她绝对不是不懂中国的人，也很难说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如果你去和她讲，所谓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活动完全是对中国的污蔑，这不仅说不好中国故事，反而会增加她对中国的反感，把她“逼”成另一个“厌华派”。事实上，不少厌华情绪上升的美国精英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国际话语战略，不是宣传。宣传是话语的一种，但不应成为提升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把有效的话语战略与宣传区分开来，并研究什么样的话语战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注：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